尽管运气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占美国总人口10%的顶级富人中的大部分在学校时都十分努力，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拜伦韦恩

 奥巴马总统指出收入贫富不均愈演愈烈以及缺乏经济流动性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决定性挑战”。

毫无疑问，过去30年中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有群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30%增长到2012年的48%。而占总人口0.1%的最顶级富翁们的财富占有率则从2.6%增长至10.4%。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Emmanuel Saez估计，当代经济复苏时期所得收益的95%均流向了仅占人口1%的顶级富翁们的口袋。

贫富不均很可能成为一个更重要的政治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1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中贫富差距拉大了。CNN2月份的一项民调反映：有近70%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缩小这一差距；60%认为应提高富人的税收以减少贫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富人拥有普通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殊优势；将近一半受访者认为一个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情况超出了他或她所能控制的范围。纽约前市长布隆博格认为贫困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出尽管如此，美国大部分弱势人群的居所仍配有抽水马桶、彩色电视及冰箱等设备，而且这些人也拥有手机。这些条件都远远优于其它国家。

几乎每位政界人士都有一套处理贫富不均问题的方案。小布什就曾推出“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案。纽约现任市长Bill de Blasio有意扩大公立学校中的学前教育，并为早前就特许学校所发表之言论表示道歉。

几乎每个人都认同，良好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三年会从65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抽取510000名15岁的青少年进行一项调查。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12年，有5000名美国学生参与了测试。在34个OECD成员国中，美国在阅读方面排名第17位，科学第21位，数学第26位。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简称PISA）对调查结果的评论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美国学生的弱点主要在处理具有较高认知需求的数学任务，比如设定现实情境，将这些情况转化为数学术语，以及运用数学知识来诠释现实问题。”

社会经济背景对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有重要影响。学生成绩的变化15%可归因于这一因素，这接近OECD的平均值。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影响已经减少了，但是成绩差的学生仍然表现出了缺乏参与性、动力、动机与自我信念。美国学生在学习数学上没有表现出强烈动机。仅有50%的学生表示对数学学习感兴趣，略低于OECD平均水平53%。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量化的社会中，数学能力弱将成为职业生涯的一个弱点。劳动统计局指出，美国目前有400万职位空缺，其中有些是焊接或医护之类的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量化技能的工作，比如电脑编程，这项工作的平均报酬为74000美元。“15岁的青少年中有25%多一点的学生数学程度没有达到PISA基线水平2，达到这一水平即表示具备能够有效应对生活所需的数学技能。这一比例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23%，且自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未变。而在香港、中国大陆、韩国与新加坡，仅10%甚至更少的学生数学成绩不佳。”有人争辩说：我们的平均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我们也有表现出众的佼佼者。数据却不是这么说的。“美国学生中仅有2%达到了数学最高水平（6级），而OECD的平均值是3%。在上海有31%的学生达到该水平。在阅读和数学上获得最佳成绩的学生人数接近OECD平均水平。”

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做过一项研究，首次发现当代学生的教育水平不如其父母辈。考虑到美国在教育上的高投入，这一研究结果的确令人不安。美国的人均GDP排名第三，仅次于卢森堡和瑞士。只有奥地利、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人均教育支出高于美国。斯洛伐克共和国人均教育支出不足美国一半，但其学生的学业成绩却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韩国是OECD国家中数学成绩最好的国家，其教育支出低于OECD平均水平（不过许多亚洲家庭花了不少钱在课外辅导上）。

从数据上看来，贫富不均现象自1980年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认为，不断攻击富人认为他们在创造其净价值时故意剥削他人这种做法是徒劳无功的。占总人口10%的顶级富人中大部分人在学校时都十分努力，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花费过上万小时来锻炼自己的技能，并且从美国1980-1982年经济衰退后的增长中也获益匪浅。运气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资本主义对于冒险、创业与创新总是不吝奖赏。而这种冒险、创业与创新的过程促进了增长，也促进了就业，在这一过程中，项目发起失败者遭受到多大的损失，项目发起成功者就会获得多大的收益。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得益于创造力，而财政激励政策也是一股主要的推动力。的确，此次复苏时期的利润空间空前之高，中产家庭的收入也趋向平稳。但相较于其它原因，我认为这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与技术的发展。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必须为那些处于收入流下游的人群创造更大的繁荣。俄罗斯、中国与印度加入全球化经济后，他们变得更加开放，这样世界便新增了30亿的客户，但同时也新增了30亿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中更有甚者能够以低价生产高质产品。这可以使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但同时也会迫使高劳动力成本国家（如美国）削减工作岗位。由于企业需要在资本设备上进行投资以便能够使用更少的劳动力来输出商品与服务，因而技术也影响着劳动力的规模与质量。这些因素影响最甚的是中产阶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群体。我认为这是经济中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

自1980年以来发生的另一变化可能对贫富不均问题产生的影响更大。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从1980年的18%增长到2012年的41%，这一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假设双亲家庭更有可能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提供更好的环境，那么这一变化对于贫富不均问题的产生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你同意贫富不均的问题更多是源于底层20%群体的表现不佳，而不是源于顶层10%群体表现太好，你会发现，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高中不能毕业的可能性高于双亲家庭孩子这一事实足为明证。在当今的美国，如果你未能完成高中学业，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和收入不足以支撑你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可能性都会很高。

许多人认为青少年怀孕的问题应为这一变化负主要责任，不过占41%的未婚先孕的女性中青少年仅占17%。单亲妈妈想找份工作、维持家庭、抚养一个或多个孩子将面临重重困难。

事实上，我并不清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双亲家庭生子。这需要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以及政要和神职人员的道德引导。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院）的Arthur Brooks在《Commentary》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从多方面探讨了贫富不均问题。我也把这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并建议人们试着重建信念、家庭、社区与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不断增长的经济可以增加更多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这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在中学组织更多的职业培训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好工作。我认为美国政府项目如能创造就业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和职业进修项目也能起到积极作用，而且美国已将赤字降到了GDP的3%，是能够负担起相关项目的支出的。贫富不均问题上的任何重要转变都可能不那么一帆风顺，美国可能要经历挫折和长时期的探索才能看到显著的变化。但可喜的是，有如此多的人在关注这一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将采取措施使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发生转变。（拜伦·韦恩：黑石顾问合伙人公司副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