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昆) 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为6.33亿美元，而截止到2006年，我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则达到14.3亿美元，短短两年的时间，暴涨了126%。麦肯锡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有望达到180亿美元的水平。

利用我国在人力资源、人工成本以及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势，我国近几年在软件外包市场有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我国共有27家企业软件收入超过10亿元，但相对于我国12400多家软件外包企业来说，只有0.2%这样一个微小的比例。而且我国的外包市场主要面向日韩市场，发包地集中，导致竞争惨烈，企业风险大、利润薄。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需要我国软件外包企业从做大品牌和规模、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在行业中的产业链地位以及加强政府扶持等四个角度来入手。

做响品牌做大规模

在竞争欧美地区的外包合同中，我国的软件外包企业经常由于知名度不够而丧失机会，我国某个在日本外包市场很成功的软件外包企业，在开拓美国软件外包市场时，曾遭遇品牌“不信任”危机。这反映了我国软件外包企业品牌的欠缺。

对于如何做响企业品牌，浙大网新总裁助理李辉认为：“做响企业品牌，就要认真做好每一单合同，把每一单都做好，赢得发包方的信任，这是做好企业品牌的基础。”品牌建设一方面是指企业品牌建设，另一方面是指国家品牌建设，即从国家层面上把中国软件产业作为一个品牌打出去，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整体，ChinaSourcing的成立就是将中国外包作为一个整体品牌推出的最新成果。ChinaSourcing是面向世界全体外包市场的中国外包品牌，第一次出现于2006年4月在美国举办的Gartner全球外包峰会上。

而且在记者看来，企业品牌打出来了，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合同。特别是现在外包合同越来越大，就要求接单的企业有与之相匹配的规模。如2002年IBM从摩根大通银行获得50亿美元的外包合同，就需要4000名员工。而2006年全球最大的外包定单已经达94亿美元，需要1万名员工服务于这个项目10年。

因此，中国软件企业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很难在外包市场接到大的外包项目，也就永远不具备大型服务外包的能力和机会。因此，提高企业品牌的同时，不断扩大中国外包企业的规模，是我国软件外包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当务之急。

那如何扩大企业规模呢？一是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品牌做大后，随着外包合同的增多，企业规模自然会扩大；另一个扩大规模的方式就是企业兼并。李辉认为，企业之间的兼并，要考虑被兼并企业与本公司业务的互补性，被收购的公司与本企业在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被兼并企业的稳定性，保证被兼并企业人员的稳定性，使之愿意为企业服务，而不是选择辞职。如果不考虑以上的诸多因素，一味地以扩大企业规模为主旨的兼并活动，“那将让你的企业死的更快”。

人才培养是关键

企业发展人才是关键，但我国软件教育培训现状却不容乐观。国内的学历教育和社会许多IT培训机构培养出的软件人才与用人企业所期望的人才素质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正规院校毕业的学生普遍缺乏软件开发工作经验、项目交流和团队合作锻炼。而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员可能会在金融、物流等专业知识方面有所欠缺。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软件企业绝大部分是依赖自己来培养所需的软件人才，这不光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也难以迅速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指出，“企业不仅需要自己培养高中端人才，甚至低端的开发人员也要依赖企业自身力量。” 因此，企业需要的各种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缺口屡屡在10万人以上。

面对这一困境，各企业纷纷建立适合于本企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如浙大网新充分利用同浙江大学的关系，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力度，来为企业培养适合的人才。东软则为每一名新员工确立了导师，为新员工的成长和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在导师和新员工“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中，使导师在实践中学习并提升自身在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的技能，把导师培养成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公司未来领导者。

向高端产业链进军

倪光南院士曾说过，印度大约有85万软件人员，外包出口额是173亿美元，人均产值约为2万美元。而微软一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414亿美元，等于2.4个印度。微软只有6万名员工，其人均产值约为69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微软员工创造的价值要由34名印度软件人员来创造。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是人员的素质，而在于微软是做基础软件的，印度是做外包的，微软在上游，印度在下游。

既然印度在外包产业上做得如此之好，相较于做基础软件的微软还有如此差距，那么我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差距也就不难想象了。

对于什么是高端产业链，李辉的理解，一是产品本身就是高端的，也就是那些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外包产品，如金融信息软件等；另外，高端还包括外包产品的设计研发工作。

这里或许可以用装修队与设计公司的例子来形容我们的软件外包公司与印度等其他成熟的公司的差距。我们的软件外包公司更多的是像一个街头装修队，在进行来料加工工作，大家都做差不多的东西。而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则像家居设计公司，它有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做、乃至为客户提出更好建议的设计师。这样，我们的企业肯定无法和印度的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也无法取得软件外包中利润最为丰厚的部分，而只能做一些低端的coding工作，赚些小钱，进而制约了我国外包企业规模的扩大。

政策扶持要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对软件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但目前我国在对软件外包行业的政策扶植上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司长刘治也在“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会议上透露，国家正在制定7号文件的相关配套政策，以完善外包发展的政策体系。

但同时一些厂商也认为政府的一些海外品牌推广和项目推介活动有些“隔靴搔痒”。在采访李辉时，他也认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希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发挥国家驻外使节力量。利用外交部、科技部的商务参赞等，将海外潜在的发包企业介绍给中国企业认识。

二是打中国品牌。不能依靠某一城市单独的力量，而是成立一个协会，在国外做推介活动。同时，国家最好能够在海外发包集中的地方，如日本东京、美国洛杉矶等地以协会的名义买下一些楼宇，并以优惠的价格租给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并提供收发传真、法务代理等活动。

三是在收费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就像支持出口一样，对外包企业的考察费用、商务费用等方面进行减免支持；为企业降低人员成本，政府对在11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工作的外包企业员工，在个人所得税、住房、税收等方面提供补贴。这些都可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

此外，东软在采访过程中也提出了两点建议：

首先，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合作伙伴的价值，中国软件与服务企业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才能吸引更大规模的软件与服务业务外包到中国来。其次，政府应放宽对BPO业务的审批约束，将BPO业务从电信业务的审批中分离出来，建立开放的、有法可依的政策环境，取消BPO业务市场的相关准予制度并允许各种资本进入，大幅度地简化审批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