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持续了30多年为大型跨国公司打工的日子，完全是因为一桩家族的不幸。

去年4月，我的妻弟Jimmy因生病而过世，全家都沉浸在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痛苦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1982年，Jimmy和两个伙伴Jack、Eric一起，创立了高端制鞋企业——九兴控股有限公司，Jimmy的去世使公司的运作出现了“领导三缺一”。

我和九兴控股的创业伙伴一直有很好的关系，像家人一样。多年来我一直有幸参与公司许多事务的讨论与分析——不管是业务上或者是运营的形式上。在摩托罗拉、百事工作的同时，经过公司的审阅与核准，我一直以个人身份参与九兴控股公司意见。

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加上我是Jimmy的姐夫，经慎重考虑，九兴控股董事会决定要我全职加入。加入九兴控股，我没有花任何时间考虑。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委身，更是一种责任。等事情决定下来、静下心后，我的内心却多少有些挣扎。最主要的是舍不得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事，舍不得相对舒服的环境，说实话，更舍不得跨国公司良好待遇、差旅报销、薪资保险、退休制度与期权股票……

但一想到我将要面对的是带领一家成长中的公司，去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加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对于一个商界中人，这一点听一听都是令人兴奋的。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在跨国企业出任中国区、亚太区的负责人，名义上是万人之上，却经常被来自“总部”的意见与决策所掣肘，这种“无力感”或“无奈感”每每让人无计可施。

过去30多年，一直为跨国公司服务。如今有机会回来，这种改变算是一种回到原点。大一点说，是为国回到原点——因为我们的企业是服务中国市场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内地制鞋产业的整体水平。小一点说，是为家回到原点——终于，我和家人可以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也算叶落归根。在外“漂泊”多年，这种回家的感觉真好。

记得正式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我全天忙着与客户开会、与同事见面，第一天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工作了一段时间，比较有印象的要算主持董事会。开会时我相当紧张，怕说的太多或太少。不习惯的地方也有。比如，中小公司中，事情决定与执行相对简单。作为副主席，虽然对执行问题操心少了，但管理人员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要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

对比中外不同规模的企业，其实，中国的中小企业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勤俭、不奢华。根据我多年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我认为很多跨国大公司在进入二三十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后，会不自觉地染上“大公司病”，浪费、官僚、派系等一系列弊病接踵袭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九兴控股从规模上刚刚跨越10亿美元，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刚刚好”，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浪费, 不要步别人失败的后尘。

与跨国公司的利益、职业、人脉关系等诸多特点相区别的是，中国企业是最讲人性的企业。任何规章制度，任何利益争端都大不过人情世故。这一点，可能会有“姑息纵容”之嫌，但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确实与外国公司不同。

有一次，公司一位同事因为家人生病，必须请长假。公司认为这个员工平时工作辛勤努力，决定不但批准长假，而且还在医药费用方面给该员工补贴。家属生病，公司补贴，这在跨国公司看来有点出格，但实际的效果是：这位员工回来工作之后，表现出的除了卖力工作外，增加更多的是对企业的忠心。这是用钱计算不出来的。

在对待客户的关系方面，人性的作用也很大。九兴控股最注重的就是与客户的长久关系——公司现在70%以上的营业额来自有7年以上交往的老客户。受环境冲击的时候，大家能够彼此交心，彼此体谅，不论是设计、物料、人员都可以紧紧的配合。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来袭，许多同行业企业，或者减产裁员，或者倒闭，但我对九兴控股的前景和产业趋势并没有看淡。背后支撑我的，就是我当初对家人、对员工、对客户的承诺。而且，现在在中国做企业，真的面临很多走出去的机会，大量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在等待着中国好的企业。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引进，中国在技术上、人才上、经济上，都有大幅度提升。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未来“跨国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是“国外进到中国来”的公司? 还是“国内出到国外去”的公司? 显然，对这个问题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对于我来说，参与国际市场、主导国际市场，机会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