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之下，一些人的心情难免不太好，跟形势一样，有点“紧缩”。这其中，就有一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评价起对手来，顾不上哪怕貌似的大度宽容，径直声色俱厉起来。

最近有两则。一则是媒体大佬默多克指责Google。老默认为Google盗取了本不属于它的内容并借此获利，“我们是否应该允许Google盗取我们的所有版权内容？”他呼吁各家知名传统媒体联合起来抵制Google。没过两天，新闻集团旗下的头牌《华尔街日报》的总编也向媒体称，Google这样的网站就是“寄生在网络内脏的科技寄生虫”。

还有一则是，台湾富士康股东大会上，郭台铭又一次批评内地最大对手比亚迪没有诚信，依靠窃取富士康商业机密而崛起。

与其说大佬们在言辞间讥讽与打压挑战者是为了强化老大姿态，不如说是挑战者着实触碰到了大佬的痛处。默多克对Google痛诉的背后，是传统媒体对既有新闻盈利模式即将崩溃的惶恐，其实，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甚至瓦解，已呈全方位之势，根本不是单一限制Google的行为模式所能逆转的；而郭台铭的忿忿不平，并非因为比亚迪真的操守不谨，而恐怕是他从比亚迪的兴起势头与演进路线图上，看到了昨天的富士康，后来者正踩着自己昔日足印呼啸而来，一有懈怠便有可能被其盖将过去。

大佬的诅咒，来自于大佬的恐惧。

恐惧是难免的。IT产业玩的就是浪尖上的游戏，广义上的“摩尔定律”非但没有失效，且还有加速周期运转之势，一个浪头打来，既有商业模式被颠覆被甩开岂止以道里计（所以巴菲特干脆就不参与这个游戏）。但是，除了斥责、除了起诉，昔日大佬对新兴对手还能有更有效的应对吗？

当然有。那句话仍然管用：如果打败不了它，就加入它。网络游戏老大盛大两年前就向若干新兴网络游戏企业开放平台，提供资金与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创业服务，主动参与到新兴企业的成长进程中去。像思科、诺基亚等IT巨头，旗下早都设有风投基金，以保持对新技术、新公司的关注与介入，思科从来都是靠收购创业型公司来补给自身的技术储备。就连被老默视为后生的Google，3月底亦宣布正式成立盈利性的Google Ventures，要投资一系列新技术公司，区别于此前它慈善性质的投资基金Google.org。

商界的各类口舌之争从来就没断过，以至于我们很难统计，巨头们的“诅咒”有多少真的见效。相反，那些日后证明失效的诅咒倒是突显出来，为大佬留下不光彩的话柄。比如盖茨对iPod和Mac的奚落和看衰、鲍尔默对Google的咒骂；还有1980年代丰田等日本车在美国市场初露峥嵘时，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对日本车倾销的控诉。当时，“三大”及利益相关者把美国汽车业的衰落甚至美国经济的萧条都归罪于日本，并随之鼓动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却延误了最重要的功课：对自身战略、文化、劳资结构的反省与改造—“三大”到今天还有何话好说？

最后的事实往往证明，大佬对新兴对手的“诅咒”成了自己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