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不久前，在一次名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典礼上，主持人问我，“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三个符号里，我选择哪一个。我没有选择“企业家”，也没有选择“登山家”，而是选择了“不行贿”。为什么？

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目前取得的成就并不足以自满，未来更精彩；而“不行贿”作为一种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做到了，在一个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时代里，我因此成为另类，选择这个标签，我于心无愧，甚至可以自满。

但是，“不行贿”本来不过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却成为我的标志符号，这也多多少少让我觉得荒诞。

八年前，我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后来发言的一位企业家嘉宾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300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说他行贿，下面倒是掌声雷动，这让坐在台上的我很尴尬，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行贿的反而成英雄了？

几年前，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给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老师请我停下，问在场的200多学生，相信王石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恐怕其中一些人还是出于给面子才举的手。几年后，我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依然是当年那位老师，把上次讲课的录像播放一遍，然后问台下学员，相信王石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的超过一半，但也不是大部分。

我不禁疑问：为什么人们会认可行贿，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且对不行贿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按照上面提及那位企业家的说法，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我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华民族属于早慧型民族，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渡，民智的过早开化，碰上当初落后的农耕技术、贫瘠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生活物资，会导致社会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如何衡量行贿的“实用”或“不实用”？

一些商人、企业家通过贿赂官员，获得特权或机会，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财富。问题是，一旦官员仕途中落，或者贪污被查，往往扯出萝卜带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同样面临牢狱之灾。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难，通过这种模式，竞争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很难发展壮大。

万科坚持不行贿，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优质地块，只能以较高价格在比较偏远的城郊地带搞开发，被人调侃是“城乡结合部开发商”。比如，早年在深圳拿到的一块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好，他们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比较偏，价格也较高，同行一般都不看好。这种形势迫使万科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建立了干练的设计队伍和营销队伍，认真钻研市场，培养自己的产品竞争力，提供更好的产品，配套更好的服务。最终，因为起点上的不利条件，反而使万科走在了行业前面。

行贿受贿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万科的风险管理部门做过分析，如果企业员工向客户索要一块钱回扣，就会给公司带来10块钱的损失。可以想见，受贿给各类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一旦要以人的幸福为代价，这种“实用”可就无论如何算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