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日式管理。结果发现日式管理的核心是中国国学。国学实际上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期间的战争年代，是人、国家、政治、策略以及竞争等各种社会因素汇聚下的产物，如果将它们上升到哲学这一高度，就会发现日本企业的聪明之道，他们既不完全奉行美式管理，同时又善于兼收并蓄。那么中国企业是否应该反思这两类管理的本源？

真实的现状是：美国式管理的基础是数字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则是交互主义。

交互主义通常就是“一切看着办”，而正是因为“一切看着办”，中国企业至今没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管理核心。

管理哲学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由于各国管理者的文化与思维有着鲜明而迥异的民族特性，因此管理哲学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管理行为也有所不同。实际上管理有三个层次，即思想、方法与工具、实践。美国企业多注重后两者，日本企业则集中于前者与后者，而中国企业过去则更多在不同选项上徘徊不定。实际上，王育琨注意到的问题在曾仕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修己安人”。修己是基础，就是企业以员工文化为核心，注重内部的团结和创造，而安人就是系统性的管理制度。因此，中国企业应将过去偏重于方式管理转变为思想管理。（详见2009年第9期《“现场”出真经》 ）

——郭延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