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夫纳在发刊词中写道：“这里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期待去解决任何世界问题或证明任何道德真理。”无关严肃，只谈风月，《花花公子》仅仅关注娱乐、着装、居室生活、鸡尾酒、艺术、历史以及性，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让男性读者轻松一笑。
杂志的第二期，一只戴着领结的兔子登上了《花花公子》的封面，这款由设计师阿瑟·保罗（Art Paul）设计的“兔耳”标志被认为代表了《花花公子》娱乐、幽默轻松的一面。在其后的日子里成为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品牌之一，并成为花花公子公司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随后的故事并无太多意外，《花花公子》在美国男性读者中迅速走红，一年之后单期销量达到17.5万册，第一个10年结束时，这个数字达到100多万。
“花花公子”的名字与“裸体”、“性”紧密相连，但海夫纳不厌其烦地解释《花花公子》的宗旨：“它是一本提倡美好生活的杂志,性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他试图让“性”远离“粗俗”，保持《花花公子》的格调，为刊物增加了严肃内容。
海夫纳一度开出全美最高的稿费，请来著名作家为杂志进行写作，海明威和阿西莫夫的新作都曾在《花花公子》上最先发表。并且除了赖以成名的性感中心插页以外，《花花公子》打造的另一个明星栏目是“花花公子访谈”，海夫纳不吝使用大量的篇幅来刊载知名人物的访谈。登上过访谈的名单包括约翰·列侬、鲍勃·迪伦、比尔·盖茨、Google的两位创始人、马尔科·X（Malcolm X，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甚至马丁·路德·金和卡斯特罗，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莫过于在1976年11月的《花花公子》上刊出了不久后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吉米·卡特的访谈，在谈话中，卡特开玩笑的表示：“我曾在内心深处有过好多次通奸行为。”这一言论引起舆论哗然，险些让卡特在民主党预选中告负。
当然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性”仍然是《花花公子》的主料，即便在娱乐性的文章中，海夫纳总不忘配上些诸如丰乳肥臀、身着浴袍的美女照。但他希望通过《花花公子》树立的不只是一种杂志风格，而是一种生活风尚。
《花花公子》的主人便是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享乐主义哲学最广为人知也最坚定的实践者，也是《花花公子》最好的代言人。即便年过80，他身边也永远不乏美女如云。有一段时间他曾试图同时维持与7个女人的关系，直到近年才将身边的女人减少为3个，而这些身材惹火的女伴中，有很多按照年龄几乎可以做他的曾孙女。
海夫纳热衷于和他年轻性感的女伴一起出现在聚光灯之下，向人们炫耀他的享乐主义。而丝质睡衣是他对外最为常见的装束，几乎和“兔耳”一样，成为他的标志，即使面对媒体和摄像机，也很少见到他正式的着装。
很难想象在哪个领域能够再找出一位品牌代言人能够像海夫纳这样“身体力行”与其品牌保持如此契合而长久的联系。
美国的色情文化产业在海夫纳的开拓下昂首阔步。1970年代的《花花公子》到达了成人杂志的巅峰，曾达到单期700万册的销售量，而花花公子不仅走出美国在德国等地区发行，也由单一的杂志出版发展成为涵盖俱乐部、电视、夜总会、电子游戏、电影等领域的媒体帝国。同时它的“兔耳”商标被授权在国际范围内使用，受到时尚设计师们的青睐，被打在玩具、服装、奢侈品上，销往世界各地。
在聚焦于《花花公子》中的软色情和海夫纳令其追随者艳羡的私生活时，人们往往会忽略了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不会只是依靠运气或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更不仅仅是“性”与色情那么简单。海夫纳的对时代潮流的把握、过人的商业头脑和勤奋努力（尤其是后者）常被其奢华不羁的花花公子形象所掩盖。
事实上一旦投入工作，海夫纳可以连续工作36到48小时，在他担任花花公子总裁及总编辑期间，杂志的每一篇社论几乎都由他亲自写作，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为《花花公子哲学》一书出版。公司前CEO、海夫纳的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Christie Hefner)也曾证实，他的父亲其实是个工作狂，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海夫纳的勤奋显然也是在实践《花花公子》所倡导的“努力工作，尽情玩乐”的生活哲学—“他不会把生命视为眼泪，而是视为幸福的时光，他必须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把工作当成负担；他必须是个敏捷的人、警觉的人、有鉴赏力的人、可以摆脱逆境的人，他有很高的生活品味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花花公子’。”在回答怎样的人才是“花花公子”时，海夫纳的杂志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