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业文明针对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旧的商业文明。那么，我们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又如何去构建新商业文明？ 

12月的第一个双休日。长安街西端的京西宾馆，正在召开决定明年中国宏观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长安街东端的中国大饭店，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合主办的“2009（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启幕，柳传志、马云、郭广昌、马蔚华、王健林、俞敏洪、王中军等数百位中国各行业佼佼者盛大出场。

马云感慨，“经济乃国之大器。现在，讲经济就是讲政治。”

而在年会的主办方代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看来，两个备受商界瞩目的会议恰好暗合了“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对接”。

本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主题是，探求“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

在开幕致辞中，刘东华点题，新商业文明针对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旧的商业文明。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危机——过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忽略、伤害、践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新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应该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只做益虫，不做害虫。”

成思危说，“企业要从追求客户满意度，提升到追求社会的支持率。”马云说，“企业过去是从市场中寻找机会来获得发展，而今后要靠为社会解决问题来推动发展。”李连杰说，“人类的文明不缺少手段，缺少的是信念。”

6日晚的“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颁奖盛典上，马云、郭广昌等获奖者一起点亮了舞台上的地球——蓝色星球上长出绿色的发丝，而地球仪上标注成红色的中国则更加闪亮。

如果他们立志成为新商业文明的开启者，那么他们对未来、对世界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建言？

危机：新商业文明的土壤 

“新商业文明的大背景就是金融危机。”来自金融领域的马蔚华说，“从商业伦理和商业模式看，这是一场文明的危机。生产和消费的失衡、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出口和进口的失衡、监管和创新的失衡……若干的失衡导致了这场危机。金钱面前、利益面前，责任丧失，文明被严重地扭曲。”

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之后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在经历过1975年、1985年和2002年类似危机的摩立特集团首席执行官Joseph B.Fuller眼中，它并不特殊。“一些人在进行商业欺诈。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每个人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文明了。”

“南斯拉夫实行过工人自治，貌似更以人为本，更有社会责任感，却失败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以此例反驳了最为普遍和流行的说法——金融危机缘于美国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债务融资太多、杠杆率太高；股东价值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价值不平衡。钱颖一认为，在讨论新商业文明的时候，应放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阶段和需要上来思考。

另一位院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也相当冷静，他以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向大家证明，“离开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文明如果普及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发展起来。”

两位大牌学者的立论回归基本面，“倒脏水不能把孩子一起倒掉。”

从危机深处孕育的新商业文明，究竟当如何产生？“新商业文明的诞生，必须有传承、有延续，而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简单颠覆，就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鲍威尔说的‘涵化’概念一样。新商业文明的产生，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制度、政策、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还包括人才、技术等中观、微观条件的准备。这些条件准备得越充分，新商业文明产生、发展的支撑条件越好。”以严谨的学者之姿，滔滔不绝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内蒙古大学校长。

为新商业文明“画像” 

迎面走来的新商业文明，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的快乐都源自于我们又恢复了昨天的繁荣，而不是去思考面对明天怎样突破。”说这句话的马云，越来越有中国商界精神领袖的味道。一片深色正装的海洋中，独他穿了亮黄的绒衫，一上台就指着背板上“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开玩笑说，自己这身衣服的颜色跟新商业文明的颜色是一致的。然而再接下来，马云的语调转至郁闷、自责——

2009年，阿里巴巴的两个年轻人死于癌症。半年前，马云回到儿时的村庄，当年差点淹死自己的2米深的河流，已经变得很浅很浅，并且满是垃圾。

马云说，是企业家们思考新商业文明的时候了，“企业要重新认定和社会的关系、和员工的关系、和股东的关系、和环境的关系。”马云的反思，得到广泛认同。

“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句话，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在无数场合，念叨过无数次。对于新商业文明，质朴的柳传志依然强调，“企业家的第一件事，依然是要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了，同时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做实业的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志国认为，“大家呼唤新的文明，重新建立发展的秩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仰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建立新的商业文明。”

“人类文明有三个阶段，从农业文明屈服于自然到工业文明改造自然，到今天，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讲新商业文明，就是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时代的到来。”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依然存有学者的视野和识见。他认为，“21世纪人类三大潮流是节能、环保、人文关怀。”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常青树，刘永好参加过无数的研讨会、论坛。刘回忆，10多年前，民营企业家上台后讲自己的企业——有多大规模了，明年要做什么。但是，现在民营企业家讲的更多的是社会责任——讲空气、讲环保、讲减排、讲就业。

“你认为森林议题会列入哥本哈根会谈吗？”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现场，想采访中国地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佘学彬的记者，结果却先被他问了个哑言。

“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种种，这些都是商界“老一辈”对于新商业文明的体悟。与新体制环境相伴而生的商界新生代，更看中的词是“开放”、“分享”和“创新”。

如果运气好的话，3G门户总裁张向东也许会成为下一个十年移动互联网时代里的张朝阳、丁磊。但是，“年少轻狂”的张向东对前辈很不敬——“那些人谈不上数字英雄，只是发财有钱而已，未来的数字应用不是那样的……我们最近其实很少介入争论，因为没意义。大家太多的讨论应该是什么？是运营商应该更开放，老百姓应该更活跃……”

聚成资讯集团董事长刘松琳，1981年出生。他“少年老成”，长得一点也不像80后。刘毫不谦虚地将自己的成功归于“对商业模式进行创新”。

一些人用言语诠释新商业文明，而先行者，已经在用行动诠释新商业文明。国内太阳能产业“教父”、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把自己称为“商务派”——在太阳能利用领域，致力于市场化运用，他把光伏太阳能从业者称为“政务派”——依赖政府补贴。国内创投业标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则表示一直在关注“新能源、环保、节能、生命科学、医疗科研相关的产业”。

“中国企业如何作为、中国企业家如何作为、中国国民如何作为，应当在这个会上发出清晰而凝重的声音。因为这一会议绝不是自娱自乐，这一会议应当产生社会效应，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激扬顿挫、极具1919年启蒙运动年代政治领袖气质的表达，为他赢得很多掌声。

会场，有人引用逝去的一代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一首歌的开头，“我们都以为他们会拯救这个地球，实际上没有他们，他们就是我们。”

制度变革与保障 

小女孩杨沛宜用甜润清稚的童音唱完生日歌，捧着蛋糕走向80岁的经济界泰斗吴敬琏，祝他生日快乐。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中，吴敬琏呼吁“全民动员，进行一场新的改革”。晚上，接过蛋糕，他又希望政府给企业宽松环境……

“在中国提出新商业文明引领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准备好了吗?”连辑问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设。

没错，新商业文明的建设，不是仅靠企业家们的觉悟与实践。

主题论坛，寻求“国”“民”共进之道，主持人刘东华问，“俞敏洪还有话要说？”这时，俞一不小心碰掉作为嘉宾胸前的白色鲜花，俞边重新戴上鲜花，边开玩笑，“再说我就‘进去’了。”从“俞老师”到“俞校长”，这场论坛之后，俞敏洪被称“俞大炮”——

俞直指，中国有一个现象，某些名义上的“民营企业”，借助特权占用市场资源。

“中国有一个不良性的循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不透明。分配资源的能力和权力，掌握在少数有权力的人手中，主要是政府官员。这直接导致企业家在没有办法获取资源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资源。”

俞之所吁，即是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进一步变革所指。惟此，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才有达成的可能。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现场，俞校长还有很多同盟军。

柳传志认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钱让政府行事，希望政府把经济文明、商业文明引到更好的路上去。”柳又补充，“政府还有一个义务，就是要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公平的运营环境。”

这一次，以预测中国股市走向而闻名的摩根大通投行部副主席龚方雄，不言股市，而是严肃地谈政事，“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一定要加快，而且要坚持下去。国进民退是一个策略之举，但不是一个战略之举。即使金融风暴以后，也要正确地看待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战略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也许中国不会永远都是9%、10%发展速度，香港联交所候任行政总裁李小加的看法是，“那时很多决策，会牵涉到动桌子上的奶酪。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将来决策不仅会失去效果，而且可能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要找到将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平衡的机制。”

张维迎认为，新商业文明，有很多含义，但他强调的是，“一切，只有量化为制度，才能有效。”

中国式商业文明？ 

如果真如张维迎所预测，未来占世界60%左右的亚洲人口，将产生世界60%的GDP。彼时中国和亚洲将是怎样的商业文明，又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一轮海外抄底术》的分论坛，我们看到兼为诗人的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已经把旅游地产“扩张”到美国，兼为画家的美克投资集团冯东明，收购了美国有70年历史的沙发企业，而三一重工也把“战车”隆隆地开到德国……

国内，郭广昌领着包括复星集团、阿里巴巴、民生银行在内的16家民营企业，组成“活力矩阵”，一起筹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民企馆。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他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邀马云、洪崎（民生银行行长）等一起力展“民企馆”的风姿。“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民营企业是很优秀的、很高科技的、很环保的。”平生第一次任职办公室主任的郭说。

中国企业家或许有些“自以为是”。《十亿消费者》的作者James McGregor说，“中国一夜之间成了摇滚明星”，“原来布什时代的美国人也是非常傲慢的，现在中国由于迅速崛起，中国人变得傲慢了。”

虽然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快速地增长，但习惯“站在地球看月球”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在世界级的领军人物方面，中国和印度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印度人在世界500强打工打到一把手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的华人少之又少，这可能成为中国驾驭全球化最大的障碍。”

反思不止于此。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认为，中国企业、资本在全球扩张，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全球很难进行扩张性的拷贝。“另外，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具备覆盖全球的能力呢?”王自问自答，“还远得很。”

还好，探索的脚步不曾息止。费正清的弟子列文森探求过“儒教文明及其现代命运”。这一次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所要探求的深层也许正是“儒教文明的现代化及其全球化”。

在《危机时代的领导力传承》分论坛，有人问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曾鸣，“阿里巴巴从国内企业，逐渐变成区域性和国际企业，怎样保证马云的愿景以及领导人的执行方式，能够冲破文化阻碍，让外国员工也能接受？”曾鸣的答案是没有答案。不过，曾补充，“诚信、开放、透明、责任、全球化，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成为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精神结合起来，也许能够找到一条中国企业国际化新的道路。”

不全是坏消息。日本光辉国际会长兼索尼株式会社董事橘·福岛·江调查过200个在美国、亚洲都有过工作经历的高管，看到一个新的领导风格已经出现——“亚洲领导的风格也受到了西方世界很大的尊重。我们应该让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优势方面结合起来。”

“美国能有今天，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更为重要的，是给全球的普世价值带来的贡献。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习惯把滚滚长江作为PPT背景的项兵乐观地表达。

当刘东华说“只做益虫，不做害虫”时，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回忆起1956年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