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客近年来有拿在华美国企业当枪使的短期行为倾向，他们并不关心这些企业的商业利益，而是利用这些企业中一些具有非商业情结的企业家，充当实现他们短期政治利益的工具。
本来，在华美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互联网企业，一直以来在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就不占上风，再去推动这些企业去充当非商业工具，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从商业的角度讲，在商言商，是这些企业的真正努力方向。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很少成功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非商业因素的干扰，而是他们对中国本地市场、本地消费缺乏了解。特别是态度有问题，不能在消费者面前放下架子来。他们所说所有不利条件，是他们的中国本土企业也同样面对的。别人行，他们不行，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谷歌总部就是放不下架子的典型，很少倾听来自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的声音。在这点上，它甚至与谷歌中国都让人看出不一致来，总是发出与谷歌中国不同的调子，让谷歌中国无所适从。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傲慢显得与其说是高傲，不如说是愚蠢。
把握好互联网商业利益与非商业利益的平衡
从公共管理角度，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谷歌退出中国这一事件，如何看待此事对经济和商业的影响？
谷歌事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类似摩擦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只能解决这一件事，但不能解决深层问题。实质问题依角度的不同，可以从多方面来看，这里仅从商业角度分析一下利弊。
发展互联网的商业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引进与发展互联网先进生产力，提高中国商业互联网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培育壮大以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等为代表的国际一流的新兴互联网产业；三是培育国际级的互联网商业企业。为此，要形成良好的互联网商业和产业发展环境。
然而，商业利益不是绝对的，它要受到非商业利益的牵制。对政府来说，所谓非商业利益，主要是指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谷歌事件等产生的矛盾，恰恰集中于这个领域。矛盾具体来看，是一件一件的事。但事件不断发生，背后反映的是规则不确定，或者准确地说，是本国规则与国外规则的矛盾。在全球化不充分时，这种矛盾暴露得也不充分；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不能再置身于世界之外考虑自身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思·利伯索尔说：“这是一个正处于向全球角色转变之中的国家。他们过去总是考虑什么对中国有利，而且仍在这样做，但他们现在首次意识到，自己不只是规则制定者，也是规则遵守者。”
对互联网实施监管，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政府职责所在，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化条件下，它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过去这种概念是不明确的，容易造成这样的现象：只要一时有利，标准越高越好、尺度越紧越好。连续几次出现问题，都与此有关。
实践证明，商业利益与非商业利益的平衡，是一个需要把握的原则，实质是发展与稳定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有利。只强调一点是不全面的，将其中一点强调过了头，还物极必反。因此，制定政策，协调管理，都需要把握二者平衡。这样也才能统一政策尺度，不致于张弛不一，陷入被动。
谷歌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吸引先进生产力到中国落户，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现在这样的公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谷歌如果不占理，损害的是他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对中国也没什么好处：首先是对中国互联网商业投资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甚至对软实力的提高短期不利。其次，从短期看，谷歌如果退出会对百度产生利好影响；从中期看，对搜索引擎的竞争环境不利；从长期看，谷歌不做的事情，本土互联网公司也可以做，谷歌退出的影响会随着新技术和新公司的涌现而消失。
以互联网的方式做事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各国政府都有自己正当的非商业利益需要维护。但即使这些利益是正当的，如果不能按照互联网的规律、以互联网的方式做事，也会加大做事的成本与代价。因此会不会做事，与做的事对不对是一样重要的。
互联网是开放的，但如果管理互联网的方式是封闭的，做错事会付出更大代价，做对事也可能得不偿失。
应根据互联网的特点，采取有别于网下的治理办法。不能要求互联网向纸质媒体看齐。在信息开放条件下，提高人们的信息免疫能力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参考消息》和内部出版制度，可以提供多样化信息渠道，对于互联网不宜采取超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管理强度的办法，而且可以考虑当作特区进行试点。
只有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规律，做事才能取得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