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轰然倒塌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摇摇欲坠不仅震动了整个金融世界、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也令到这些金融机构的领导者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指责。

INSEAD策略与管理学副教授苏布拉马尼安·兰根(Subramanian Rangan)认为，相较于众所周知的表象，更重要的是探究危机的深层缘由。

他说：“技术上而言，这场金融危机错综复杂，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好比一场地震，先要找出幸存的人及引起地壳裂开的断层线，然后再研究这次震动后会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余震？”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归根究底，危机始于哪里？对此问题，INSEAD领导力学教授哈尔o桂葛森(Hal Gregersen)表示，假如各金融机构掌权者之前均能谨小慎微，那么这场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桂葛森与INSEAD另一名教授斯图尔特o布莱克(Stewart Black)共同撰写的新书《从“一”开始》近日出版。在书中作者指出了所谓的“涟漪效应”。书中这样写道，“倘若改变了个人，就会改变组织，改变了组织就会改变制度，一旦改变了制度就会改变国家。因此，如果管理人员之前能择善固执，那么就可能避免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

他指出，许多金融机构高管务虚不务实，不屑于听取前线人员的意见，完全不理会过度放贷的祸害，最终导致信贷泛滥，并搞出次贷危机。

他说：“这些高管完全脱离了现实。这场危机起于个人的求变，但高管们看不透问题正是出在他们好大喜功的求变上。试想，如果这些高管事前能与他人交谈沟通、听取各阶层人士意见，或许他们会做出全然不同的领导决策。”

风暴后的平静

兰根说，话虽如此，现在也不是攻讦揭短的时候，而应把注意力转向能带领企业重返正轨的人身上。

兰根称：“事实上，我很能体谅那些身负重任但不愿意只为顾及公众舆论而贸然采取行动以致令问题变得更严重的决策者。是故，我对看来似乎不是十分能干的决策者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INSEAD策略与管理学副教授、组织内部群众情绪管理专家阮贵辉（Quy Huy）指出，目前的群众情绪令这些领导者承受压力。然而，他补充说，现时正是时候这些领导者担当起模范作用，引导有利的群众行为，以推动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转危为机”。

“此时整个社会充满不安全感。如我们所知，没有安全感的人往往倾向于回到过去的做事习惯，他们会冲动地出售或购买东西．．．他们的思路变得狭窄，不能积极彻底地思考和应对这种局面。”因此，在这场全球危机中，领导者有责任引导人们冷静下来，共同探讨周全的的决策。

他指出，领导者难免也会出错，他们有时也会犯下追随者所犯的错误，以致引发令资本市场和房产价格急剧涨跌的集体贪婪和集体恐惧情绪。

无论如何，一名领导者之所以伟大，全在于他能够调节和控制自己及身边人群的情绪。导者现在需要专注的是借助语言及行动的透明度和连贯性重建人们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在过去几年已消失殆尽，造成人们对金融机构及其高管的诸多怀疑、轻蔑和愤怒。

更为重要的是，领导者此时应引导群众冷静下来，启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消除不安全感和避免群众出现跟风的冲动行为。危机中人们情绪不稳、到处充满挑战，这正是领导者展现领导能力的关键时刻。

此外，INSEAD社会创新中心主任、行为管理学教授卢克．沃森霍夫教授(Luk Van Wassenhove)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富有远见并做到有备无患。

他说:“领导者有两类：一类领导经验丰富、勇气可嘉，凡事亲力亲为；而另一更优秀的领导者则善于居安思危，他会引导自己及下属以及整个企业都居安思危，一旦危机降临就能作出较好的应急反应。”

责任分担

由于市场经济中资本和资源都透过价格机制来分配，兰根说我们不能过度期待公司CEO们不被价格所引导。

他说: “价格是市场共同的信号．．．在新的价格信息出现前，每个人都就当前的价格作出或这或那的判断。如果我们期待CEO们靠水晶球预测未来而不是视现行价格为决策指南，那我们就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如果说视价格来行事这样做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应是出在价格信息的形成过程，而这该是评级机构发挥功用的地方了。”

他补充道，关键是要了解价格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价格机制可能误导了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对推动市场走到现况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兰根说:“我认为最好先花点时间去了解问题的本质，然后再积极勇敢地采取行动。因为，目前局势不允许我们无的放矢，造成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