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周末的中午，前一天夜里通宵干活的我决定叫个外卖，填饱了肚子后便倒头睡个午觉。我选择了一家著名的快餐店（为了避免有写软文的嫌疑，这里就不公布这家快餐店的名字了），打了400电话订了餐，看看时间：下午1点多一点。

然后就开始进入漫长的等待。我充分理解周末下午1点多这家快餐店有多忙碌，也听到了订餐员告诉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送到。但到了两点半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忍耐，又饿又困之下，我拿起了电话去投诉。

400电话把我直接转到了离我家最近的那家连锁店，他们说会查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饿得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去和他们发脾气或者较真了，也似乎由于饿过了头懒得再去叫一份什么快餐。但我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以后投奔到这家快餐连锁集团的竞争对手那里去，那是另外一家很著名的快餐连锁集团。

大概到了3点多，门铃响了，送餐员到了，我窝着一肚子火去开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没有让我在生理上缓解饥饿感和困乏感，但在心理上，先前我打定的那个主意，却烟消云散了。

送餐的看上去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兄弟，一脸的沧桑和实诚。他频频向我道歉，在递给我食物的时候，额外多给了我几份小吃，声称这是他们店长为表示歉意奉送的。我接过食物，问了他一句：怎么搞的？这时，他才告诉我，是电脑出了故障，将这份订单误判为“货物送达”状态，于是，就出现了我两个钟头没有收到外卖的结果。

一个汉堡包下肚后，出于某种习惯，我开始分析整件事的逻辑。从结果而言，这家快餐店的做法的确打消了我不再成为它的消费者的念头。如果说我那个念头对它是一个小小的“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危机公关，无疑是成功的。

那么，具体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出面的人获得了我的认可：一个至少看上去是很实诚的人。我不想讳言的是，我在他面前有些优越感，以至于有这样的念头：和他较真似乎有欺负老实人之嫌。虽然他只是快餐店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送货员，但在那个时刻，他无疑就是快餐店的代表。当我这个消费者在他面前有优越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家快餐店已经放低了身段。这一点相当重要。
其次，不厌其烦地道歉，并且，给出了一定的物质补偿—奉送了几份小吃—以表示他们的歉意不是空口说说的。其实，我在这个快餐店用餐多次，从来不点这几份小吃，奉送来的，我依然不会吃。但它这一小恩小惠式的手段，的确让我感到了店长的诚意。

最后，没有理由，或者说，没有借口。如果不是我追问一句，这位送货员不会开口向我解释为什么会送餐延误了两个小时之久。我个人以为，这一点并不是送货员受训练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他非常实诚带给他的木讷。但事实上，正是他的木讷，造成效果很好。要知道，一个又饿又困的消费者必然是情绪激动的，而在激动的情绪面前，主动声明理由通常会被视为抵赖诡辩而不会被接受的。而让这个情绪激动的消费者在得到一些甜头之后情绪稳定下来时，让他自己提问，是最好的做法。

从这个事件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些危机公关的操作原则：放低身段，诚恳道歉，施以一定的小恩小惠，以及，在利益相关人提问之前，不要说明危机出现的理由。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企业并不是这样处理危机的。它们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做法：我要强过你一头。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大声说话，不让消费者说话，用各种方式摆出强势。比较夸张的例子是，美国几个企业巨头即将破产，总裁们去政府寻求援助还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这种高高在上，是任何一个利益相关人都无法接受的。

危机出现后，消费者是实际上的利益受损者。但在处理上，企业首要的工作就是将自己转变为弱者。人类的同情心在这个时候会帮助企业良多。在转变为弱者之后，再进行具体的物质补偿，将会事半功倍—没有人会从心理上拒绝一个“弱者”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