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以来，把调整作为主题似乎正在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目前大家心中所想的调整并不是一个内容，是想用调整来解决各个经济领域存在的难题。这倒也说明了一个现状，即目前在各个经济领域已经累积了太多的矛盾，但是调整的主题不能分散，而是要抓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

当前，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紧缩，国内的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办法之所以走不远，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所以扩大投资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导致过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拉开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两方面。在这两方面原因中，城乡差距是大头，所以要首先抓住解决城乡差距这个主要矛盾。

城乡差距矛盾的形成原因是，由于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政府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所以解决城乡差距就是要从发展战略的层面入手，在未来20年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城市化高潮。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第一，如果设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这个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000万个农民、1000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市民。这样多的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宅，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就需要各级政府拿地出来，这就触到了“土地财政”这个病根。这个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城市化。而要想除掉这个病根，就必须从改革现有“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不是小动作。

第二，由于近年来城市土地迅猛升值，农民早已经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因此大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怎样给进城农民以利益，为他们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让他们愿意放弃承包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推动城市化也是空话。进城农民所放弃的农村土地应当怎样在农村流转，也是必须同步考虑的大问题。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还是在延续1998年以来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农民进城，由于在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很快就会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所以，如果要城市化，就得赶快进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与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购买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只能走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国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城市化的推进，只能是在东部地带大规模展开。而目前已经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却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镇，这种政策最终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号而没有城市化的结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须根据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搞好规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划，已经批出的十几个国家级地方规划，也不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所以，要赶快做好有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布局规划。

我在以前的文章曾粗略计算过，按照2003～2007年城市人口增加与投资增长的比例推算，在未来十年增加4亿城市人口，可增加220万亿元左右的总投资，可增加年均10万亿元的消费额，而我国2008年达到出口峰值时也就是10万亿元的出口额。所以，只有启动城市化才能创造出巨大内需，假使外需全部损失掉中国也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十二五”中期危机再度爆发后，说“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必须改革财政体制、住房体制、社保体制以及大都市圈还是小城镇等城市化取向等重大问题，如此就形成了以城市化为中心带动改革与发展战略全面调整的格局。所以，城市化这个主题不仅应该是“十二五”的主题，而且应当成为未来20年中国发展的主题，“十二五”就是开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