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回国的这些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一个从中国出来的技术人员，国家培养了半天，然后出国做成了点事情，所以要对国家有个交代。如果我们这批人把2G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明明知道怎么把3G做出来，而我们没有去做，中国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终生遗憾。但风险投资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理想主义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这个我明白，但还是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说，第一个做出TD核心芯片，让展讯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讯没有从政府方面拿到过一分钱的专项资金。此后，不仅多位国家领导人来视察，而且展讯还承担起国家863计划和国家移动通信专项研究课题，拿到了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但身处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关系上更是高手。他们前后拿到的政府资金超过了展讯一倍，虽然业界公认，展讯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
让武平没想到的是，“我们国家推广3G的决策会那么缓慢，耗掉了那么多企业。” 本世纪初，硅谷有4家大陆留学生创办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讯一家活着。展讯能活下来，是因为它后来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芯片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难不仅影响了展讯的业绩，也影响了在GSM市场的投入与竞争提升，同时直接导致了风险投资人与武平的分歧。这种分歧随着展讯的上市而日渐激化。“上市之后我们必须每天要面对业绩的压力，你要想花钱做长期布局就要付出代价。我在展讯上市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 QUORUM，比如投资TD与CMMB(移动电视)等，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那个时候也许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无线通信终端两大核心芯片是射频芯片与基带芯片。如果展讯当时不并购QUORUM公司，也许现在就麻烦了。因为他们最初的射频芯片供应商后来也开始做GSM和TD芯片，成了竞争对手。“如果不是我们很早就做出了产品，TD这个标准最后能不能成呢？当时和我们一起做的国内企业有的没有做出来就散掉了。当然我也不能断言没有展讯，TD也许还要蹉跎。”武平称。
为了带动整个国产手机产业，展讯还举办过手机芯片产业上下游的技术论坛。“我辞掉CEO之后，技术论坛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后，以短期退出为目标的投资者最好能够逐渐被有战略眼光的长期投资者替换掉。”展讯还与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亚洲第一个集成电路科技馆，服务公益大众，或许这也不是受资本市场欢迎的。
“展讯是一个留学生企业，它的市场和运营都在国内，也给中国做了一些战略的事情。但就是这个对国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东架构却是一家外资公司。一个由海外风险投资支撑的外资公司，还能承载一个国家的产业梦想吗？”《创业家》记者如此问 道。
武平不答。
这是我的主场吗？
“我们国家走到今天，对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关键时候出手撑一个真正属于高科技，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有些状态与2000年、 2001年时的情况类似。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我们不光要有战略，在政策制定和具体执行上还要补课。”
蔡明介，联发科的创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们价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台湾游说融资。本来只是顺道去看望这位业界牛人与老朋友，但对方一看他商业计划书中列出的海归团队名单，马上决定投资。“就冲名单上这些博士，就已经值了。”蔡明介认为这是一笔战略投资。
此后，由于与联发科存在竞争关系，后来的投资者买下了联发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联发科在商业市场上比展讯早走了至少十几年，市场经验要丰富得多。在国产手机芯片市场上，联发科几乎横扫了所有竞争对手，只有展讯还在坚持战斗。
与武平一心追求的技术领先不同，蔡明介特别强调市场和客户。
“我们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就算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倒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写到。
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把工程质量做到一流，进入后就能引发价格雪崩，将先发者挤出市 场。
展讯比联发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机融合的趋势，开始研发MP3手机。但当时展讯的判断是，MP3歌曲要从网上下载，所以GPRS功能是MP3 手机的基础功能。由于下载歌曲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展讯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进芯片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说法，这事实上就是2.5G手机。
但联发科很快找到了捷径。它们做好音乐功能之后，给手机装了一个USB接口，直接从电脑上传歌。“其实最后我们看，联发科的判断就是用户的最终状态。”由于技术上远比调GPRS简单，所以联发科反而比展讯更早推出了MP3芯片。“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商业运作上远没有它们娴熟。”武平说。
但展讯的创新也得到认可，除了TD是远早于联发科开发成功外(联发科后来是买来的)，展讯在中国市场率先发明并量产了单芯片双卡双待技术，给国产手机带来杀手锏。
比起信奉硅谷精英文化、公平竞争的展讯，联发科采用的是更加凶狠直接的打法。他们找到展讯的大客户，会直接说：你要什么条件就不做展讯了？只要你不做展讯，我什么条件都给你。
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美国的话，就是不正当竞争。像联发科这样一度占据国产手机芯片95%的市场份额，政府是要启动反垄断调查的。
“和台湾企业竞争，总觉得缺少一个力量。我们和欧美企业打仗的时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结构没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输了。但跟台湾企业就不一样了，台湾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我们差不多，这就有点难了，同时从政治上说我们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对大陆企业稍微苛刻一点，也要把台湾同胞吸引回来。地方政府在管理台湾企业的时候，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怕台湾企业跑了，这就犯了政治错误。”武平坦言。
“要是没有联发科，可能中国山寨手机市场也起不来。因为山寨市场一开始一定是抄袭，而且不经过合格的测试和验证。山寨市场是联发科做起来的，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讯做起来的，也许我们会被整顿。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沾了联发科的光。”
主场之利很重要。美国政府通过WTO谈判，要求中国必须有CDMA，其实是在扶植高通，现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韩国扶植本国企业更是举世瞩 目。
而中国虽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战略性行业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半导体产业的‘18号文’到底有多少个企业享受过？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有多少。我们是响应‘18号文’回来的，但也没有享受到。反过来，国外都知道中国出了政策，然后人家借此攻击中国，转而保护自己市场，打击中国企业。”
“比如国家的任何一个出口制造企业几乎都有出口退税，但国内设计企业出口芯片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做生产的，而是做设计的，政府看不到生产线，就不能退税，这还是典型的制造业思维。政策逼得我们卖产品要到海外去绕一圈，因为有人从海外买了产品再出口就有退税。我们是和外资企业竞争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都有退税的，中国企业反而没有，我们的竞争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多大一块利润 啊？”
走过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认识到，硅谷模式在国内不能简单复制。“在中国，一个技术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毕竟在中国，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这就是中国国情。
不惑之年，重头再来。他已在张江注册“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开发应用和手持终端设备的设计。“第一，还是想做一个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长短期规划来运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还是希望做一个对中国产业能产生真正影响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资，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国。”武平告诉《创业家》，“从公司创办的意义上说，它会和展讯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点，浦东的滨江大道上空旷寂寞，武平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长长的背影。第二天，他将飞往海 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