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年时光走过半程，尽管已经率先复苏，但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发达市场增长疲弱，内部宏观调控举措正释放效力。此前，人们担心强大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强化了原有的发展模式，并催生资产泡沫及通胀预期，现今，担心转向了经济增速放缓，使决策者舍弃本该着力的发展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

　　面对新旧矛盾，如何确立未来的选择方向？7月8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向本刊记者特别强调，现在到了突出增长质量的时候了。

　　《新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矛盾与短期政策之间，能否兼顾？政策着力点应当放在哪里？

　　吴晓灵：中国经济自2002年开始的上升周期，到2007年末已达到顶端。从中国的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劳动力价格要求的变化来看，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推动这轮经济周期的要素，如低原料价格、高能耗，低环境治理、高污染，廉价劳动力，以及房地产市场消费需求的极大释放和出口的带动，这些因素带来的问题，到2007年时积聚一起，达到顶峰，那时经济就该下滑了。我们本来就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矛盾。

　　但是，金融危机来了，我们就放弃了本该做的工作。那时候中国的政策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大变化，这样做情有可原，因为主要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整个一年的表现，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刺激政策的副作用。现在世界经济已经趋于平缓，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做过去该做而没做的事情，所以中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今年的首要任务。这项任务已经提出十几年了，还没有切实的突破，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做的。

　　《新世纪》：如何对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吴晓灵：只要做这件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

　　现在各方面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都在9%至10%，但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四季度有可能是百分之八点几。“十一五”的目标不就是每年增长7%吗？百分之八点几也不错，即使低于8%也不必惊慌。

　　如果把增长数字看得比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这会导致我们的政策出现失误，因为谁也没有真正论证过，1个百分点就有几百万的就业岗位增加或者丢失。

　　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增速下行是必然的，而且，我们要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就必须承认实际的增速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我并不认为增长速度越低越好，我也不希望它低，但是，要说质量和速度比较，中国到了该讲增长质量，放低速度的时候了。

　　《新世纪》：除了更重视质量，我们一直提出扩大内需，这方面可以做哪些事？

　　吴晓灵：内需的消费方面，住房需求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住房需求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引擎，但是，现在它并不必然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混在了一起。

　　住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和准公共产品属性，主要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居住需求，虽然它也会间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这不应成为发展住房市场的目标。

　　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关心怎么提高土地价格，片面发展房地产业。当住房失去了对大多数人的保障功能后，房地产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反而引发投机盛行和泡沫积聚，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问题。因而，住房政策要回归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上来。政府的责任，首先是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

　　至于高端房地产到底定多少价格，不是政府能调控的事情。为调控房价控制住房按揭信贷的供给是对的，但把房地产商的融资渠道都堵死，这对经济是不利的。当前的投资便是未来的供给，如果这一期不投资了，半年后将对供给产生较大影响。我们应该利用这次调控的时机取消住房预售制度，同时对房地产商适当放开银行信贷之外的融资渠道。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预售房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同时也能促成开发商的优胜劣汰。

　　住房政策的错位，使得住房本该发挥的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如果政策回归的话，中国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住宅还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领域，拉动经济增长。但目的不是为了拉经济增长而刺激房市，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生活而得到生产的发展。它是结果不是目标，现在把结果当成了目标。

　　为了更好地扩大国内消费，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大改革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转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中国居民有能力消费和有信心敢于消费。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叶伟强 朱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