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二季度宏观经济多项指标出现掉头回落的苗头，外界出现一种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将有所松动的预期，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某些利益团体借机传出应放松调控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呼声，一些机构甚至建议出台新的刺激经济政策。

　　笔者认为，虽然第二季度下滑的速度略超预期。但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采取了一些修正性、预防性调控以及统计上的基数效应所致，而不是实体经济增长发生了根本性、重大的变化。况且，从经济增长周期规律以及自身动力因素看，二季度10.3%的增长速度属于正常的减速，它不仅体现了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全年经济发展的方向要求，还有利于进行结构调整。因此，考虑到4万亿的刺激计划还没有结束，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够，眼下要做的不是出台新的刺激政策计划，而是把目前的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并落实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基本面尚未根本变化

　　经济增速适当降一点是正常的，未必就是坏事，无须大惊小怪。我国经济已持续30多年以年均9.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奔跑，堪称世界第一。随着我国经济整体规模的连年递增和世界经济整体环境的变化，如今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差距在缩小。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2009年接近34万亿，今年有望达到37万亿，是1978年的100倍之多。在这样高的经济总量基数的基础上，今后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要的资源、资金等支撑要比以前大得多，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多。因此，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考虑，适当放慢一点经济增长步伐，对中国未来发展反而更有利。

　　刺激政策如同“带刺玫瑰”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基础之上，是凯恩斯计划与货币主义共同促进的结果。而由这种模式刺激下的经济增长，表面上虽然漂亮，但政策本身就注定了其不可持续，而且代价巨大：

　　第一，凯恩斯计划包括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这种措施使得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最终消费率受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而不断下降，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可持续增长受到制约。2009年我国固定资本投资率大幅攀升到47.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9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46.1%，到2009年下滑缩减至35.6%。

　　第二，货币主义最终结果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超过实体经济需要，一部分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不仅造成房市和股市等资产泡沫，还推动整个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使得社会通胀预期上升。

　　第三，在巨大的投资压力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虽然我国中央财政赤字率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以内，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较大，高财政赤字风险不容忽视。

　　第四，刺激经济还会带来其他负效应，例如：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然而民间资本的投资乘数要远大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由于在刺激经济政策中，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工程，这些工程不仅短期内无法创造较多的有效就业，而且大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加剧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影响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和创新领域的投资，甚至由于一些工程存在腐败动力，导致资金流失，加剧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间接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居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

　　可见，当前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不必过于担心，仅仅从表面数字而不是经济增长自身质量、就业等方面来判断经济形势，动不动就采取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唯GDP”论。更何况，刺激经济政策表面上看是一朵玫瑰，光彩照人，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长期拽着这朵玫瑰，肯定会被刺着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危机应急机制，如同一剂猛药，只有身体机能失调时才能偶尔使用，千万不能上瘾。如果持续、经常地服用，势必伤身。眼下我们所要做的是耐心地观察，维护原先所出台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宜过早地改变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