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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管理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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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管理技能 时间: 2010-08-23 来源:中国总裁培训网

关键字:中国式管理

从世界范围看,上个世纪初,美国现代管理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至七十年出现问题,而到七十年代,日本溶合美式与儒家学说而成的日本式“太和”管理扶摇直上,占了上风,据专家们预测,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式的管理将突显威力,成为那时管理的主流。

从世界范围看,上个世纪初,美国现代管理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至七十年出现问题,而到七十年代,日本溶合美式与儒家学说而成的日本式“太和”管理扶摇直上,占了上风,据专家们预测,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式的管理将突显威力,成为那时管理的主流。

因此,我们今天开始研究孔子的儒学管理,正当其时,顺天应物。

孔子管理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文之治,集于孔子。”这说明孔子之思想代表了中国圣王之治,代表了中国最经典的管理思想,孔子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也担任过很多管理职位,如委吏、司职吏、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摄相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管理职务。他的门徒中也有不少人出任各级官吏,这就使得他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基础的支撑,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管理宝库。我们只要对这一思想宝库进行一下疏理便可看到,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讲“修身治国平天下”,讲“修已安人”,讲“为政以德”,讲“正己正人”,并在管理的载体、目的、手段、途径等方面提出了即使到今天看来仍是我们现代管理者无法超越的思想境界。

在管理载体方面,孔子管理思想的中心概念是“仁”。“仁,亲也,从人以二”,即“仁”是“二人”的复合,这里孔子实际上是把人以及人际关系作为自己的理论的出发点,管理就是在于搞清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孔子眼里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前提是理解人性(善恶)。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择人”“得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

在管理的手段方面,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的手段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感动人心,要比一味地采用惩罚的管理手段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管理的途径方面,孔子主张“内圣外王”,即管理若要想取得“众星共之”的良好效果,首先得使自己“内圣”起来,要从自己做起,注意自己个人的道德修养,注意榜样的力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管理者从自我管理,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层层推进,不可或缺,不可能跳越。在孔子看来,管理者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个人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国家:“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都是论述这些思想的。

限于篇幅,下面我就有选择性的论述几个专题以介绍孔子的管理思想境界。

孔子“道之以德”的管理内控思想

控制,是管理的基本手段,其对象包括人、事、物和行为的控制,孔子的“道之以德”主要讲的是对人的控制,他主张以“德治”为核心,虽然他也承认“齐之以礼”,即以礼义制度为规范行为的外在控制。但他最强调的组织管理要以道德价值为导向进行控制,这是最根本的控制,是最佳的控制。在管理方面,管理人的行为是表面的,能管住一个人的心才是高境界的管理控制。所以,孔子的主要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强调以人的思想为中心的“人治”,同时辅之以礼为法规的“法治”。

对孔子这一管理思想运用得好的案例当数松下幸之助,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最欣赏孔子的这一套注重人内在的、心理的、精神的和价值观为准则的控制手段。松下说过:“当你有100个雇员时,你处于第一线,即使你对他们叫喊和推打他们,他们也会跟随着你。如果团体增加到1000人,你就不必处于第一线,而是处于中间,当组织增加到10000万时,你威严地坐镇后方,对前方的人表示感谢。”这里的感谢,便是以德感召员工。在松下看来,维持企业的控制,关键还是要靠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他反复告诫部下:“如果你因诚实而犯了一个错误,公司是非常宽容的,把这个错误当作一笔学费来对待并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如果你背离了公司的基本原则,你将受到严厉的处置。”

孔子在《礼记.缁衣》中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什么意思,就是说,对老百姓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感化他们,再用礼教来整顿他们,那么,他们就会人心归服你,亲近你,向往你;从心里面服从你,如果你用政法的条款来诱导他们,用刑罚的厉害来整顿他们,他们不是逃跑逃避,就是去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成功,他们不但不会感到羞耻,反而会自鸣得意。这就没有起到管理的根本目的。

所以,孔子一生主张以德治人。在《说苑.政理》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受命治理蒲县,走马上任前去拜见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蒲县这地方,民风剽悍,的确不容易治理。但请记住我这几句话:诚信待人,就可以统摄勇士。宽厚公正,就可以容纳大众;勤勉廉洁,就可以得到上级的信任。”子路到任后,牢记老师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模范的道德行为,感化了蒲县的老百姓,从而使这个很难管理的地方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用现代管理语言来说,孔子的“道之以德”就是强调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这是一种强调内在控制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孔子“齐之以礼”的外在控制管理思想

“齐之以礼”是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控制理论,孔子把“齐之以礼”与“道之有德”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使民众“有耻且格”的管理方法。他们互为表里。

什么是礼?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孔子的礼是孔子道德外化为人们能看得见的行为和礼节礼教。所谓的“礼”,就是一种道德性的规范,仁义忠信等道德原则是礼的本质,,礼义规范行为行势只不过是礼的外表,没有道德,礼义规范就无从树立;没有礼义,道德原则也无法推行。就此而言,“礼”和“德”互为表里,二者密不可分。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礼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礼是管理者修养的标准,治民的标志,治国的依据。所以,一个管理者,想要成功,就必须遵循礼的标准去办事。思想上,循礼则通顺,不循理则错乱;生活上,循理则协调,不循理则会发生毛病;行为上,循礼则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不循礼则偏邪不正,庸俗粗野。这就正如《诗经》上说:“礼义完全符合规范,那么一言一笑就都能得当了。”

称物轻重,需要衡器;量物曲直,需要绳墨;治理国家,需要礼义。不按照一定的规范准则行事,事情就办不好,国家就不得安宁,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全都要颠倒混乱。

荀子解释孔子思想时说“过河的人要事先标出水的深度,才不致于陷入深水而死。管理者要事先标志出治与乱的界限,才不会使人民有所过失。从这里可知,礼就是管理人民的标志,千万不能废除,以免使人民迷惑而陷入祸患中,这是治国的依据。人民修身的标准,是管理者管理的标尺与标志。

所以,孔子用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礼义标准体系。并且辅以《诗》、《乐》将“礼法“的方法与技巧演义得炉火纯青。因为礼治毕竟是强调感化性的。

现代企业为了修炼企业团队文化,常常举办一些为了促进上下了解、相互交流的聚会,而聚会又常常举行一些礼义仪式来渲染一种主题,其源头就可追溯到孔子的礼乐文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他主张,管理者要与民同乐,这样便更能实施礼治的感化性。这同日本企业的“野餐会”,美国企业的“周末啤酒狂欢会”,广东企业的“年饭”、“春茗”,都是同一管理思想指导下的不同行为方法。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建立共同的信仰、精神、价值、道德、文化等观念。

  孔子“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

修己安人是孔子管理思想的重要课题。修己是管理的前提与基础,安人是管理的目的。

孔子在《大学》里,提出了一个融修身、治国与知行于一体的简明公式。即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孔子看来,管理的根本目标与规律,在于宣传弘扬光明的德性,并用这种德性去改造人民,使他们安居乐业,修身养性,处于宁静和谐的状态中去追求善的境界。这就是管理的目标,也即是“安人”。这就是孔子的“三纲领”。

但是,我们怎么来达到这种管理的目标呢?那么,孔子给了我们一把金钥匙,那就是“八条目”的方法。他说古代那些圣明的人,当他们要想把自己光明的品德显彰于天下,以便去影响人民时,他们的方法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但是,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呢,首先你得有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的能力;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的人,首先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想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的人,首先要诚实自己的意念;想要诚实自己意念的人,首先要取得一定的知识。取得知识,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懂得事物的原理。

这里,孔子在表达“八条目”时,用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类推逻辑结构。在这条八条目的逻辑结构中,“修身”是八条目的核心。

首先,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因为后四者只是修身的方法,是从属于修身的目的。其次,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尽管后三者是修身的目的,修身的理想,但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则又必须从修身做起。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知道怎样管理别人。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已”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大。

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管理者应该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树立榜样,影响被管理的人,第二方面,是修养自己的过程中,你会体会到很多思路、思想、知识和方法。如怎么格物,怎么致知,怎么诚意,怎么正心等,用指导自己修身的方法,去指导管理别人修身,其思路是相通的,所以,管理者必须时刻不忘记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

但,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是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显彰美德,使人达到于至善,使人民生活幸福,这是孔子管理学追求的终极目标。

荀子讲:“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安宁乃人生最大的幸福与快乐。

这就是孔子“安人“的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仍很有意义,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其对管理目标的探讨中,就特别强调“人”的目标,现代人本管理论述的企业目标更是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的周围。不然的话,企业就会瘫痪,不能够活动,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

因此,安人即是企业的目的,也是企业的手段。所以,管理者的使命必须去完成这一课题,怎么去完成呢?孔子的管理思想就是“修已安人”。

  义以生利的行为管理思想

“义以生利”是孔子提出来的经营者管理命题,《春秋左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卫国攻打齐国失败,得到仲叔的援救才幸免于难,为此,卫候打算赠给仲叔一些城邑,仲叔不要,转而请求得到诸候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像诸候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候答应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道:“这样做真可惜呀,还不如多给他城邑呢!”为什么呢?孔子接着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在孔子看来,代表名誉的义是可以生利的,在行为管理方面,孔子很多思想是很精辟的,你读了后不得不佩服,比如在对人的奖励上,他强调精神与物质并重,而且要区分对待。上面提到的“利以平民”以及“小人喻于利”,即是指的对下层平民劳动者,对于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应重视物质利益的奖励,而对高层管理者,应注重精神鼓励。

在孔子管理思想中,“义以生利”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以整个行为管理的全过程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世俗世界的物质价值的创造之源是人的精神价值,即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因此,他教导人们在认识上要“见利思义”,在行为上要“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在价值上要“重义轻利”。

在这样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他论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因此,在财富面前,人人都想得到,但追求精神价值的君子不会苟且地去获得;在灾难面前,人人都想逃脱,但君子不会苟且地企图逃脱。有道行的君子,在分配财物的时候,他们着意推让,这些都是“见利思义”的表现。在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分析到当代企业家柳传志的这方面的楷模行为,也同出一理。

在孔子思想著述中,“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故事和论述都很多,就不累述,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来说明义以生利的思想是否可行和有价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冯谖焚券”的故事。

冯谖是齐国执政大夫孟尚君的门客。有一次,孟尝君派他到封地薜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谖驱车到了薜邑,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验对后,当着当地百姓,把债券给烧了,百姓们当即高呼万岁。当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说:“你说看你这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家里堆满了珠宝,厩棚里挤满了牛马,阶下站满了美女,你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于是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过了一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薜邑。他没想到,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的是,距离薜邑还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携幼,来迎接孟尝君,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天。这里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

在这个案例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却得到了“义”,这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利,而且看过史书《战国策》的人都知道,孟尝君更大的利还在后面呢。后来齐王听说孟尝君在薜邑深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便觉得孟尝君是个真正的人才,于是又请他回去做齐国的宰相。这个故事是义可以生利的最简单最通俗的案例。

“义以生利”的管理内涵非常丰富,掌握运用这一思想的精髓对于我们的企业管理将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在孔子的文化哺育出的中国文化中,单纯地依靠西方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有时效果不一定会很好。那么,这时,中国儒家的情理管理思想将会对你很有帮助。因为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论。

  “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管理活动中,“经”指基本的管理原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二者相结合,就是所谓“执经达权”。这里的“执”指“坚持、遵循”,“达”指“通达事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既要坚持管理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通晓变化的道理,即知道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通,把管理活动提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

儒家执经达权的基本原则有四条: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适其时,是指要适应时间、地点、具体的条件,而不要生搬硬套,做事若只坚守原则,不知通权达变,必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三国里有一个失街亭的例子,就是只坚持了孔子兵法里面做战的基本原则,而没有依据当时街亭之战的各种具体情况做出变通。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也一样,秦国改打赵国,赵王打算起用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当时赵国宰相蔺相如劝助道,“赵括只是读了他父亲留下的兵书,没有带兵打仗的实际经验,更不懂通权达变……”。赵王不听,结果,赵国四十多万军队,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这也是“纸上谈兵”成语的来历。

关于“取其中”,是指儒家“中庸”思想的原则,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道理,在管理中执经达权而取其中,就是既要坚持中正之道又要打破常规。比如关于在推贤用人方面。孟子举例说:舜,管夷,孙叔敖,百里奚,这些治国干才,他们在上任前有的是农夫,有的是泥水匠,有的是盐贩子,还有的是犯人……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成长模式,管理者若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也就懂得了“执中有权”的管理思想。

关于“得其宜”,这里的宜是指恰当、合理的意思,儒家的合理就是符合“义”与“仁”,即为合理,但在孔子管理哲学里,“义”与“仁”也有权变,而不是教条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相传古代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他与自己的情人相约于某日某时在一座桥下见面。可到了那一天,河水暴涨,姑娘没有如约前来,而尾生信守诺言,抱住桥柱坚持,等待,结果被不断上涨的河水淹没而亡。

另外一个执经而不得宜的例子是“宋襄之仁”。宋襄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有一次宋国与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而楚兵正在渡河,宋国将军认为楚兵多而宋兵少,请求此时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将军又请求出击,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所以,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这里,宋襄公讲“仁”而不合时宜,执经而不知权变。违背了“战争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最大的“仁”、最大的“义”的真理,必然遭到失败。

关于“合其道”,也是一样,在儒家哲学用语中,道具有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但不管怎样,即使合其道,仍要知权变。在《春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郑庄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忽,庶子名突。庄公死后,按照宗法原则,理应拥立忽为继承人,但,突的母亲是宋国人,立突对宋国有利,因此,宋国要求立突为国君,否则就要兴兵消灭郑国,并派人将郑国当时有决策权的宰相祭仲抓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祭仲只好接受宋国的要求,拥立突为国君,孔子很赞赏这种权变的行为。

总之,孔子执经达权的管理思想就是要让人懂得管理是实践的活动,是不断地面临新问题。因此,我们在管理中,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懂得适时适宜地变通。所谓管理,就是要“管得合理”。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执经而达权,这就是儒家管理方法论的精髓。

  孔子的管理层级思想

通过对孔子管理思想的疏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仁、义、礼、智四个层级不同等级不同境界的管理思想。但是,他自己没有对此叙述过,他的这一思想是通过老子表述出来的。

孔子管理思想,以仁义礼训为基础,老子很轻视他这一管理思想,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实际上,老子的这一段批驳正好指出了孔子的管理层级思想。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倡导管理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学说中,他最重视“仁”,他一辈子奋斗不止的愿望是劝导统治者施行“仁”政管理。

什么是“仁”,在汉语中,“仁”是二人合一为“仁”。在古代,二也指多,如果我们能将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思想统一成象一个人,世界上又有什么事做不到呢?但怎么才能做到多人为一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无私地去爱别人,“仁”者“爱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在孔子看来,如果你爱别人的爸爸象爱你自己的爸爸,爱别人的儿子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这管理天下的事就象管理自己手掌中的东西一样那么容易。

所以,孔子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仁”。

但,要施“仁”政,管理者必须先有“仁”人的品格,这就需要“修身”。这就引出了儒学的“圣人、君子、小人”三层境界的人生哲学。“圣王之治”是“仁”政的基础和保证。

 其实,如果我们将儒学讲深一点,孔子的“仁”相当与老子的“道”,“义”相当与老子的“德”。

因此,在行为管理中,“义”就比“仁”低了一个境界。“义”即是孔子倡导的“克己服礼”,“义”就是“忘我”、“利他”,就算自己的利益受损,也要顾及他人的利益,这仍是以德为管理基础的思想,只是“义”在“德”的范筹,还达不到“道”的境界。“义”比仁的内涵要窄,但其核心仍是“德治”。孔子说:“以义待人,就能获得感恩;以诚信待人,就可以统摄勇士;宽厚公正,就可以容纳大众;勤勉廉洁,就可以得到上级的信任”,这些“义”理的内容都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管理者若能做到这些,也是值得赞许的。

比“义”又低一个境界的是“礼”,“礼”就是我们现代管理中称为制度、规矩、准则的范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是要讲规矩的,但无论规矩、制度、准则制定得多么的周密,如果人的心理问题没解决,他们总会找得到管理的空隙可钻的。任何管理都是有成本的。“礼”法管理也一样,它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下策之管理。

但,更下策的管理是想凭着个人聪明的“智”去管人管事。他比“礼”的境界又低一级。因为“礼”的管理方法是利用组织,利用制度,利用规矩,利用法律。“智”是利用个人的行为,利用经验,利用人力去管理,这是最愚蠢的管理,最低级的管理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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