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破解至今依然困扰中国人的“李约瑟之谜”，关键在于要建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科学界的制度安排，以及形成真正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

　　“自主创新”可能是当前中国最热的词汇之一了。 


　　中国每年8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有70%是用于购置设备，而其中又有60%依赖于进口。由于缺乏技术支撑，使得在一些领域，即使中国自有资本想投都无法投入。目前中国的信息产业，80%由外资投资掌控，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显然也知道这是一个隐藏巨大商机的产业，然而由于技术的缺乏，根本无法进入，只好转投入低端、污染重、无技术门槛的行业。 

　　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一事实，也将自主创新上升为了国家战略，然而中国的自主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大体上，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源于该国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创新活动。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言，其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事业动机，渴望通过事业的成功而得到社会的尊重；而对企业家而言，其创新的动力则是来源于利润动机，希望通过创新获取巨额利润，或者说在竞争压力下，担心如果不进行创新将遭受巨大损失，而不得不进行创新活动。目前的中国，这两个动力机制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削弱和扭曲了。 

　　事业动机之惑： 

　　中国走出李约瑟之谜了吗？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民族。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曾提到，“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近代工业和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关于“李约瑟之谜”，一种解释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中国历来人多地少，使得生产活动中人们更愿意使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对那些能节省劳动时间的发明创造几乎没什么需求，没有需求也就没动力，从而使得一度领先的创新活动走向衰落。 

　　暂且不管这种技术需求不足论逻辑上是否彻底，我们遵循这一视角，反观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会发现中国要实现自主创新首先要面临的障碍，可能既不是科学上的，也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劳动力资源上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的中国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相对而言，技术和技术创新就变得稀缺而昂贵了，这使得企业更愿意以工人来替代机器，而不愿意去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由于那些能够节省劳动、提高效率的科技发明反而有可能使自己失去竞争优势，对类似创新的需求也就下降了。如何克服劳动力过多所带来的对技术创新潜在的负面影响，历史没有给出答案，现在我们也似乎没找到更好的答案。 

　　“李约瑟之谜”之于中国自主创新的意义，除上述创新需求不足论外，更富有启示意义的还是来自基于科技供给视角的讨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对于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而言，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历史上中国人多，使得中国能够在技术发明上一度领先于西方世界。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库兹涅茨所指出的：“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始终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而中国长期都没有实现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创新上来，从而在现代落后于西方世界。 

　　转换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创新，为什么在中国迟迟不能实现？有人归之于中国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认为由于“学而优则仕”，使得中国缺乏大量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及场所；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本身就缺乏科学精神。体制论也好，文化论也罢，总归是古代的中国缺乏科学成长的土壤，没有确立使科学繁荣的制度规范，科学家们事业上的成功不为社会尊重和承认。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已培育起科学的土壤？是否为科学家们的事业动机提供了足够的激励？且不论中国时不时曝出的学术抄袭、学术官僚对他人成果的无偿占有等不为人齿的学术黑幕，仅就科学界以发表为基础的优先权竞争制度安排而言，在中国也只是处于形成和完善过程当中。在中国，对于学术成果的评议，“首创”、“独创”、“世界领先水平”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是多如满天星，而评议人本身可能根本就对所要评议的领域一无所知，只不过身居高位，或掌控了某些学术资源而已。这种对科学独创性优先权认定的轻视，一方面等使科学成果不能有效积累；另一方面也使真正的科学家们难于积累起声誉，其结果是使科学界丧失了相对的独立性，科学家们事业上的成功却不能得到真正的高度重视，科学家们创新的动力被扭曲，科学家们的事业动机也就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科学发展的支撑，当代的技术创新如无源之水，自然也将表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利润动机之惑： 

　　中国是否还在“市长”与“市场”之间徘徊？ 

　　企业家进行创新，其目标在于获取丰厚的利润。而利润的获取方式有多种，依靠创新，取得独有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是一种；通过游说政府，取得专营牌照和资源的行政垄断权也是一种。有的企业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取得竞争优势；而有的在竞争压力下寻求的却是政府的行政保护和基于行政的垄断，进行寻租，以获取垄断优势。 

　　企业家们选择创新还是寻租，取决于他们所处社会和市场环境的激励和约束。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和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大大强化企业家的创新激励，而在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或者说市场机制有待完善和建立的社会环境当中，企业家取得政策性资源反而可能更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润，用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尽管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在中国，相当多的领域仍然面临着“找市场不如找市长”的困惑，使得这些领域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寻求行政的垄断权，而不是去通过创新获利。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新的经济交往机制层出不重，这使得相关法规的建立通常要滞后于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就要取代司法，成为维护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市长”要主导“市场”。对公司运营而言，政策性资源就成为了主导资源，通过政策资源获取的赢利也常常要大于基于市场运作和创新所带来的赢利。在行政机制取代市场规则的条件下，再加上技术创新成果的非竞争性、以及创新过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新也就很难成为企业家的最佳选择了。企业家缺乏创新的动力，宏观上也就将表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了。 

　　另一个对企业家创新的利润动机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是否有适当的机制确保企业家能够完整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来，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有人基于公平的考虑，要求对利润和资本收益征收更多的税收；有人基于效率的考虑，提出应约束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减少政府对经济主体的攫取，确保社会公民能享有更多的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种争论的存在，无疑加大了利润和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当企业家无法确信自己能享有自己的创新成果，或者说缺乏适当的、明确而稳定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时，很自然地企业家就将失去创新的动力，转而寻求基于行政资源的垄断。在一个垄断的环境中，企业家们不用担心如果他们不去进行创新就遭受巨大损失，这又将进一步削弱企业家创新的利润动机。 

　　在中国，自主创新已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接下来的五年当中国家也将在创新相关的领域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我们说，要使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除了资源的投入外，我们还需要学会扬长避短地去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建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科学界的制度安排，以及形成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