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纽约时报》在《中国毕业生生计维艰》的报道中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来吸纳这些不断涌入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承载着父母们超越现实的期望，这些父母掏空了各自的存款，原以为高等教育能保证子女未来过上美好的生活。

　　毕业生就业难，其生存状态更令人心酸。从一系列“蚁居”、“蜗居”、“蛋居”、“柜居”等无奈的“创意穴居”中便可管窥一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蚁族”、“蜗居”相伴的，是昔日“天之骄子”、“小太阳”、“小皇帝”、“社会精英”等通向远大前程的美好词语。这种反差有点“望梅止渴”的意味，指向远方的期望越高，对现实的失望越大。“知识改变命运”、“读书脱贫”曾经是、现在也依旧是很多“蚁族”怀揣象牙塔之梦的精神脊梁，如今，梦想似乎正成为一地碎片。

　　关心“蚁族”当然没有错，这是社会的短板，他们的生存愿景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但有人将“蚁族”问题“妖魔化”，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体制之弊。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大量年轻人的“蚁居”现象，纽约、东京、首尔都曾因年轻人住宅空间紧张爆发示威游行。还有人过度渲染“蚁族”的代际问题，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承认先赋地位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这种关系不言自明。

　　如果说今天中国刚刚起步奋斗的年轻人有何特殊之处的话，一是其数量的增速和规模，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中国年龄在20至25岁的年轻人，现已增加到1.23亿，比4年前增加约1700万；二是教育大众化使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发生巨大转变，这种高速转型期的巨大落差是许多国家没有的。

　　有人将“蚁族”问题归咎于教育大众化。其实，教育大众化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它带来了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高，这些大学生本应是中国各地推动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未来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生力军。问题在于，现阶段哪有这么多和“高科技”、“高知识”相匹配的岗位？说到底是产业结构没有调整好，而教育部门“高估”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仍是劳动密集型导向的产业模式，缺少足够的“高端”岗位。怎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怎样的岗位供给，怎样的岗位供给造就了怎样的“蚁居”形态。

　　过度热炒“蚁族”等概念并没有太大意义，这种情绪渲染无益于年轻人的个人发展，也无益于形成理性包容的社会心态。我更愿意追问“蚁族”到哪里去，“蚁族”会不会像“官二代”、“富二代”一样也有惯性、也会“世袭”？如果通过奋斗、努力，明天能够成功地“金蝉脱壳”，即便今天甘心做个默默的小蚂蚁，又有什么干系？

　　“蚁族”的未来能够展望，这才是更重要的。除了努力营造机会均等的社会制度和上升空间外，政府还应负起“道德兑现”和“期望补偿”的责任。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应建立在可预见的社会收益机制之上，否则，“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只能是空头支票。如果社会经常开出这种“空头支票”却迟迟无法兑现，我担心这样的高等教育最后会沦为富人的学历游戏，成功人士的“荣誉加冕仪式”，地位和荣誉的“光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