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
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
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
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
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
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
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
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
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
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
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
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
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
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如果我们再不加阻止，中国的商业恐怕将彻底沦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