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以及尚在发酵的欧债危机，对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构成了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4年待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短文—《大和谐》。

　　《大和谐》，指的是1984年到危机前，美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平滑，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困扰人类的经济波动怪兽被驯服了。这被看作是宏观经济学的进步，审慎明智的货币政策的胜利。伯南克宣称，我们不会再犯1929年大萧条的愚蠢错误了。言犹在耳，大衰退便发生了。

　　此次的经济危机，其烈度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短时间内，欧美“完美的”金融体系重创，信贷市场“僵死”，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丧失，总需求急速下降，生产者被迫关闭或减少生产，失业短期内攀升到10%以上。

　　以萨默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主导了宏观政策。美国的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负增长6%之后，开始复苏。困难的问题在于，这是一次没有就业的复苏。

　　经济学家在思考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一般会将宏观问题分为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市场化的深入，竞争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创新，资本积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产权保护。这些因素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持续的繁荣和富裕。

　　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像这次危机，被认为是短期的总需求锐减造成的。经济衰退期间，社会的生产能力并没变化，需求不足造成产出下降，失业增多。因此，需要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增加就业，使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轨道上。

　　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与处理短期波动分开，在欧美发达国家是合乎实际的。其前提是，欧美经济的资源配置是以自由市场制度为基础的。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在过去100年很稳定，人均GDP差不多是每年增长2%。这主要取决于自由市场情况下技术进步速度。在这种观点下，任何偏离长期增长趋势的波动，多被认为是短期需求冲击等因素造成，因而审慎和明智的宏观政策会将经济带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上来。

　　将短期与长期分开的观点，即便对于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有一定的道理，对于中国则要大打折扣。原因在于，中国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度，是赶超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转轨过程的表现。这种速度，是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言之，中国不像美国，有一个长期很稳定的潜在增长路径。

　　中国的长期增长速度，更多的取决于：1.中国的市场化推进速度；2.生产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3.向西方先进经济体学习的速度；4.技术和创新速度；5.政府明智政策的贡献。

　　短期稳定政策，对于中国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长期增长。2009年我们迅速采取刺激政策，避免了经济的雪崩下滑，保护了社会生产力。

　　2010年，出于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恐慌，实行了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紧缩政策与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小企业的大面积困难甚至破产。而中小企业，乃经济最活跃之细胞，对长期增长伤害深矣。

　　长期增长政策，则应该成为政策的核心。跟随西方，只偏重于短期波动政策是危险而短视的。忽略自由市场的建设，忽略促进公平竞争的自由企业制度建设，忽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忽略收入分配不公的纠正，忽略法制建设，既会造成短期不稳定，也削弱长期增长。

　　2012年，经济风险加大，内“忧”外“患”。内忧在于信心滑坡，经济活力衰退，需求不振，市场乱象频生。外患在于出口疲弱、全球不平衡加剧，欧债引爆压力颇大。

　　当此，乱花迷眼的混沌状态，当政者，必须有大勇气和大手笔，出台促进长期增长的各种改革举措，并伴以明智的短期刺激政策，才可以度过困难，继续中国的发展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