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上午，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20位被评选出的“张江人才”正在制作他们的手模，场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们。这是张江集团“聚才计划”的重要内容，20位入选者将获得50万－100万元奖金。人才的评价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中的企业，候选人由数百家企业推荐再筛选。

　　今年对于张江高科技园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7月28日园区成立20周年，又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当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时，以张江高科为代表的园区模式，不仅为浦东筹集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更重要的是，按照邓小平的表述，抓住了20世纪的尾巴，利用一个战略机遇期，站在全球性的高度搞开发开放，这是第一轮特区建设中没有的。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5月1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十条优惠政策。不过，彼时思想理论界的大讨论还在进行，关于姓社还是姓资，是否要搞市场经济，始终存在疑虑。

　　1991年春节，邓小平与上海市领导座谈时谈到了浦东。“你们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至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东昌研究院院长王国荣还能大段背诵当时邓小平的讲话。

　　高起点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常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不难看出，浦东已成为上海的最大短板。这一背景下，上海市开始扩展发展空间的研究，东进(发展浦东)、南下(金山石化为核心的南部地区)，北上(江湾、吴淞和宝山一带，建设宝钢)。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东进”已经成为三个方向中最被看好的一个，形成了共识。

　　不过，直到1992年8月，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才进入快车道，标志之一就是赵启正履新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弟回忆，当时“南巡讲话”扫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开发浦东这个举措体现我们以后还是要继续改革开放的。”

　　王国荣对浦东开发的历史很熟悉。作为研究员，王参与了《上海市浦东新区90年代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及规划研究》，这份研究报告历时一年，汇集了全国18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在1993年最终完成；其中王国荣主笔了“文化建设”部分，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浦东建设的规划先行以及高起点。

　　当时分管领导向王国荣提出的要求是，要用世界眼光来规划浦东的文化设施建设。“要搞东方艺术中心，要有‘悉尼歌剧院’，能够演歌剧、能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要搞浦东图书馆，当时我们规划图书馆应该符合时代潮流，要在电子、互联网方面领先。”王国荣对《中国企业家》回忆说。

　　为了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思路，浦东在20年前做规划时就明确了“市民中心”的建设，影城、博物馆、少年宫要配套。这些20年后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以王国荣为代表的学者来说，还是十分超前的。

　　这份规划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未来建陆家嘴金融中心，要在中心地带留有公园用地；要在现今的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一带建设“品”字形高层建筑群。这些20年前“纸上谈兵”的事情，20年后都逐渐成了现实。

　　王国荣对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执行力非常叹服，“我们平时搞的规划往往停留在纸面上，给领导看的。搞个可行性规划到最后都是不可执行。而浦东总体的规划没有大的推翻，都还是按照原来的设想布局，所以浦东的布局应该还是各个区里最好的。”

　　“八百壮士”

　　1990年，浦东GDP为60亿元，2011年，GDP突破5000亿元大关，增长80多倍。

　　不过，20年前浦东起点极低。王国荣回忆，当时浦东新区筹委会里，眼里满是工作人员忙进忙出的身影；吃饭没有食堂，所有干部不分职务高低，一律端着搪瓷碗到附近买碗拉面凑合，要不就到对面原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现在的东方医院)吃食堂。

　　“大家都是热血沸腾，觉得我们要再造一个深圳，要超过深圳，要在浦东搞成一个比深圳开放度更高的、接受度更好的特区，浦东成立管委会后，正式编制就800个人，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就被叫做‘八百壮士’。”当时，在浦东大道141号简陋的办公楼里，悬挂着一幅标语：“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历任管委会领导的集体智慧，及国家资源的倾斜，让浦东开发开放与十多年前深圳“摸着石头过河”有所不同，“顶层设计”的元素越来越丰富，制度创新层出不穷，比如以土地为基础的开发模式。

　　浦东的四大功能区：金桥、外高桥、陆家嘴和张江都成立了开发区，采用土地抵押给银行，用贷款进行开发的模式。“黄奇帆当时分管浦东新区的财政和土地规划，采用土地空转的模式搞开发。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给浦东开发开放一些优惠政策，但按这种改革开放的大体量，资金远远不够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啊，抱着土地就像抱着金娃娃，中央给政策不够怎么办？就要靠土地。”李国弟回忆。

　　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大开发公司，作为土地开发的主体，由他们将“生地”转化为“熟地”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并运用转让的收入进行再投入、再转让。

　　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土地空转制度基本结束时，浦东共计空转出让了土地88.6平方公里，占同时期土地出让总面积的80%左右。政府的资本投入达61亿元，吸纳200多亿元的土地合资开发资金，产生120多亿元的土地转让收入、400多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资金。

　　浦东的开发资金可以说基本上来自浦东自身的“土地造血”。

　　除了土地外，中央一声号令，各个部委和省市也开始进驻浦东。现在的浦东，包括石油大厦、煤炭大厦、齐鲁大厦、江苏大厦等，均是开发开放浦东早期的产物。当时的浦东工商局在东昌路上，注册的人流排成了长队，物资部干部丁建勇也在其中，等快要排到他时，他才发现工商登记注册需要5个名字，由于在东昌路附近，丁就报上了“东昌”两个字，这就是现在上海东昌企业集团的前身，丁建勇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浦东开发的第三块资金来源是外商投资。张江集团总经理丁磊至今还记得把通用汽车引入金桥的经历。当时，他被上汽浦东项目筹备组抽调，负责质量工作，从上海市区到金桥的车程要近2个小时。上海通用的投资额15亿美元，成为彼时浦东最大的投资项目。

　　热血渐冷？

　　浦东开发二十多年来，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1.7万个，合同利用外资约5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94家落户浦东。外资企业在浦东每投入100美元将获净收益人民币279元，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42%。

　　随着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深入，2005年中央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同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

　　不过随后，浦东新区的发展，并未如预期一般进入全新阶段。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即在于行政体制。王国荣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浦东有条件去探索。“浦东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应该说已经给了你这个条件，在这个方面浦东可以更大胆些，行政改革、社会改革方面用足中央的政策空间。”

　　而李国弟则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就是外科医生在自己身上动手术，就是要把垄断利益让出一部分，“这是疼得不得了的事，谁能下得了手？”

　　为此，2009年7月，浦东新区与南汇合并，在动员大会上，上海提出浦东要“二次创业”，强调“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更好地发挥浦东的示范带动作用”。随着迪斯尼、大飞机等项目入驻，股权托管中心的建立，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浦东新区的开发在近20年后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但能否一劳永逸呢？周瑞金对此并不乐观：“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阶段，它是一个攻坚战，改革深化以后涉及的各种关系、复杂性要超过以前，这个时候更强调上面和下面的结合，通过顶层设计来引导下面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