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的提案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政府如何落实扶持民企的政策措施、国企改制如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如何对中小企业加强扶持。纵览这些观点会发现，他所关心的实际是每个民营企业家关心也深感困惑的问题。

　　以王均瑶为代表的王氏三兄弟，他们的创业路径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一路走来，踩中了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1978年以后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个则是1990年后浦东的开发开放。前者让均瑶集团完成了原始积累；后者让均瑶集团进入了很多民企的禁区，成为走出温州以全国为平台发展的企业。

　　但企业规模扩大、实力雄厚并没让王均金对发展前景少哪怕一分忧患。去年以来，民企老板的“跑路”事件频发，让温州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已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政府要给中小企业甜头，甜头是什么？要给实业松绑，很多政策怎么样落实给做实业的中小企业。”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均瑶国际广场的休息厅，王均金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自己不是“92派”，“大家成长，有的前一点、有的后一点，每个领域不一样，但还是一句话，黑猫白猫能够活到今天就多少会抓老鼠。”

　　摘掉“红帽子”

　　在毫无资源倾斜，国有经济基础薄弱，民营经济却像野草般生长的温州，王均金最早创业时，当地的年轻人都跑供销，单位就挂靠在乡、镇、村下面的企业上。这些企业被称之为“红帽子”企业，它们有着“公有制”的外壳，实质却按照私有制来运行。红帽子有效地培育了温州的民间经济，回避了所谓的“路线问题”。

　　跑供销天南海北地走，接触面很广，创业的种子此时就埋下了。“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推销什么，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赚小钱赚得快，很多人的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王均金说。

　　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靠小买卖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却开始纷纷转向海外发展。现任温州工商联主席、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对《中国企业家》回忆说：“赚到第一桶金以后，由于大家争论比较多，关于温州到底姓资姓社，很多温州商人赚了钱以后就出国，也不再大量的投入生产。”这个情况一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后才告一段落。

　　“南巡讲话”中，王振滔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改革开放100年不变”，他当时迅速决策，给奥康的前身—永嘉奥林鞋厂投资购进生产线。“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也是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流水线，我们还扩建了厂房。”

　　因此，“南巡讲话”不仅从政治方向上让温州老板们心中有底，还在产业发展层面让他们从长计议。温州经济的主体开始由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个人跑单帮这种简单形式向现代企业过渡，而“红帽子”也完成历史使命，彻底萎缩。

　　1992年时，王均金仅23岁，他跟着哥哥走南闯北，当年8月，三兄弟成立了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均瑶集团前身)，在温州与长沙之间做包机生意。在一个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涉足的领域，这家来自温州的民企“横插一刀”，王均金兄弟被人评价为“胆大包天”。

　　走出去和多元化

　　温州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92年，14年间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民间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完成；第二阶段，1992年到2001年，“南巡讲话”到加入WTO期间，温州引领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工业生产总值92.4%来自民营经济，形成温州模式；第三阶段，WTO以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逐步完成，企业产权开始多元化，同时也进入了瓶颈期。从GDP的增速上也可以看出上述变化，三个阶段分别为15%、22%和12%。

　　“南巡讲话”极大释放了温州的活力。王均金觉得，温州经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是在后两个阶段，也就是“南巡讲话”以后。

　　“这二三十年，民营企业摸爬滚打，从小到大，也是边做边学边提炼。”1992年之后，温州企业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走出去，二是多元化。这两个趋势在均瑶集团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航空业本身就是一个外向的产业，很快，均瑶集团承包的飞机航线就达到50条；1999年，均瑶在上海浦东征地200亩，将集团的营运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迁入上海；2000年左右，均瑶又在武汉、宜昌等地布局，标志着开始全国性布局。

　　20年来，均瑶集团的地域色彩已极大弱化。与均瑶集团相似，“走出温州”几乎是每一家温州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正泰、德力西、美特斯邦威、奥康、天正等温州知名企业，都把主战场拓展到了温州以外，其中不少企业把总部像均瑶一样设在上海，彻底脱去“温企”烙印。

　　在多元化方面，也有不少探索。以均瑶为例，先后在乳业、房地产、酒店、教育等方面进行布局，成为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集团。而奥康集团也从传统的制鞋业中杀出重围，进入了房地产、金融和生物医药行业。

　　“温州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千家制鞋企业，经过大浪淘沙，最后只剩下两千多家，但两千多家规模都可能是原来八九千家量的几倍，规模更大了，竞争比较激烈，我们也想办法寻求产业转型。”王振滔表示，随着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加入WTO以后，温州企业的竞争对手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

　　温州之痒

　　虽然在航空领域搞得风生水起，虽然2002年就入股东航武汉公司，但真正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还是一个“迟来的结果”。从1992年成立天龙包机到2006年成立吉祥航空，王均金整整用了14年时间才获得“正式身份”。很遗憾，王均金的哥哥王均瑶没有看到这一天。

　　事实上，许多领域都是横亘在温州企业面前的大山，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攀登，但直到现在，仍没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王振滔也是众多攀登者之一。2004年6月16日，他和另外8家企业组成了中瑞集团，打造了中国民间第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当时，王振滔的目标是金融业和大规模基建。

　　不过，由于经营范围受限，中瑞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金融”没什么关系，也和大规模基建无缘，它成为了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投资公司。

　　“我们做得比较早，很多政策没提出来，这逼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当时，金融没有放开，我们走起来比较累。”王振滔说。

　　金融业的正门没打开，地下倒是开了一条路，民间借贷几乎在温州民营经济诞生起就相伴而生，这个链条成为维系温州经济滚动发展的命脉。当地民间借贷规模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但这也没能拯救温州企业，从去年4月份开始，关于温州商人躲债“跑路”的消息就频频传出。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跟民间借贷的融通、诚信是有关系的，大家都很信任，说好了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这一拨是没有办法的，跟大经济形势有关系，跟房产的泡沫蒸发有关系，跟股市的蒸发有关系，跟外贸出口有关系，跟做实业的利润下降有关系。”王均金慨叹，“10个罐子6个盖，你说怎么办？怎么盖最后都是盖不住的。”

　　这并不是温州第一次发生借贷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调控，温州伴随之爆发了5次信贷危机，分别是1986年、1997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可以说越来越频繁。

　　除了信贷外，温州在其它领域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自2003年以来，温州经济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徘徊在浙江的末位。温州发展较好的企业，基本都到了外省市投资；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经济开放度却很低，外来投资几乎为零；与之对应，温州30万家企业中，真正有实力的寥寥无几，更多企业仍集中在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有积累又不愿投实业的温州商人，携带资金进入了民间金融市场，脱离了实业。

　　去年9月，王振滔当选了温州工商联主席，临危受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跑路的温州企业家们打电话，到外地把他们接回来。“我相信通过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努力，通过政府出台政策，这些企业都可以回升，或者说那段时间气透不过来，透过来以后也会恢复好。”

　　不过，王振滔也道出了为温州企业解难纾困的根本之道，那就是真正对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虽然有非公经济36条，但很多领域还是进不去。国家拿出36条，但没有拿出36条背后的细则，这样的话(相当于)画一个饼，你想吃，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吃？吃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