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谨慎松动

经历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调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一般预计今年中国的CPI会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预计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4％，这个数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远远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这表明如果推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这个因素可能不会特别突出。

李迅雷提醒《英才》记者，由于M2的存量高达85万亿（2011年G D P总量的1.8倍）是超常规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减少。因此，央行对货币的松动会比较谨慎，货币政策可能还是收紧的。另外，输入性通胀也是央行不敢轻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当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经济疲软、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贵金属价格可能还有上升空间，但生产性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下行。

对此，姚景源的判断有所不同——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看涨。因为，如果欧债危机始终解决不了，最终只有发票子，流动性肆虐势必会推高国际有色金属、石油价格暴涨；而如果世界经济恢复了，全球有30亿人口正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价格。

对于美元及欧美经济政策走向，孙立坚认为，尽管弱势美元是趋势，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存在，美元实际上弱不了。郑超愚也认为，即便推出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为这对美国经济是利好。

一条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只要欧债问题不出现实质性好转，它会减少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时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就很难向上，中国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也会较小。而欧债危机转危为安，美元会随之贬值，大宗商品将会进一步暴涨，给国内带来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食品、农产品对中国通胀影响较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C P I中食品、农产品的权重较大，占到了30％（与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当）。姚景源认为，食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垄断和不完善有关，需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

冲击中小企业

既然经济增速回落基本已成定局，那么这种回落是短期调整，还是趋势性转向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下了一个台阶？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的适度回落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姚景源认为，8％对于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一旦低于8％就会遇到失业、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8％-8.5％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结构失衡状况已经很严重。过去十年，消费率从占GDP的62％下降到47％，而储蓄率从38％上升到了53％，意味着有一半的GDP用于投资。如果结构调整不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7％，而如果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则未来还可能实现9.3％的高速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所谓的“退出政策”推行的不是太滞后而是太急了。姚景源也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要让经济恢复常态，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挖掘制度红利

与看淡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不同，“制度红利”依旧被经济学家们抱以很大的期望。姚景源认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是改革开放。

而滕泰认为，中国制度红利的空间比任何国家都大，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同时土地也是国有的，产权机制进一步明晰之后，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凡是没有效率的、垄断的地方都有制度红利可以挖掘。”

“中国体制上的问题还是很多，解决问题就是改革。”李迅雷告诉《英才》记者，“放松管制，降低进入门槛都会产生红利。”

姚景源认为，稳增长、调结构都必须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紧紧结合在一起，把政府从第一线退下来，转化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才会减少，这样财政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中国依旧是一个城市化率只有50％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重视一个问题，投资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在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形象工程不可避免，大量投资最终并没有形成生产力。

孙立坚则建议把改革之手延伸到产业链上游——资源、金融等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在危机后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优势，在下游制造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下，上游资源、金融领域过多挤占了下游制造业的利润。应该通过改革打破上游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升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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