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如今已是全球瞩目之盛事。本次会议恰逢本届人大、政协的收官会议，又值全球政经周期交替之关键时期，如何穿越周期律实现可持续繁荣，成为各界精英尤其是商业领袖需思考和行动的必答题。

　　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自2005年来首次主动将经济增速的目标下调，“稳中求进”的政策导向开始落地。而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名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被列为政协一号提案，更显现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遇到的挑战与困境。

　　这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所遇困境的集中体现。社会在转型，经济在转轨，公司在成长，民众在启蒙。在中国，如何提升民众福祉？如何打造卓越公司？如何更好融入全球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繁 荣？

　　别无他法，唯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唯有拥抱开放与鼓励创新。

　　故此，我们特约访多位商业领袖，由《环球企业家》和《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推出本次两会特辑，意在发新声、谋共识、咸与维新。(文/张勇)

　　李东生(微博)：以不断改革推动可持续繁荣

　　张勇

    GE：10年来，你作为企业家代表参政议政，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企业家代表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东生：我当了两届代表了，感触有很多。一方面，政府对于人大代表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视，对于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都会积极地回馈；另一方面，人大对于政府事项审核的程序越来越规范，这都使人大代表更有责任感和动力去支持。

　　我首先要代表惠州地区的选民反馈意见，同时也作为企业界代表。这几年我提的议案主要都和经济工作有关，也跟社区民生有关。

　　GE：作为两届人大代表，无论是经济界还是社情民意，对于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断变化，你觉得这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发展趋势？

　　李东生：基本上反映的趋势还是跟改革这个主题联系比较多，建议也好，议案也好，基本是围绕“如何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制度，改革政府管理方式”这个主题。中国提出“改革开放”口号实施已有30多年，我们已经把改革开放变成一种常态性的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寻求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式，不断完善发展成果。

　　GE：今年中央非常强调“实业兴国”的作用，对此，你有何看法与建议，特别希望获得那些政策支持或急需改变的地方？

　　李东生：为企业减税减负，加快企业发 展。

　　GE：下一步公司战略和计划会如何根据“实业兴国”这个主题进行落实？

　　李东生：TCL(微博)希望在未来的十年内，超越若干个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把我们在全球彩电行业的排名从现在的第八位提升到前五位，把手机在全球行业的排名从第十位提升到前五。我认为在全球这个行业来讲，如果能进入前五，才能算第一集团。所以TCL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在我们主导的产业内，取得全球领先的竞争优 势。

　　我们刚刚开了战略规划会，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给制定的十年战略目标做了一个三年的规划，准备滚动地调整三年规划，尽快达到十年的战略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子产业集团，核心产业要进入全球同行的前列，竞争实力要进入全球五百强。

　　GE：TCL作为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在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中，有哪些举措？

　　李东生：TCL有6万多员工，和我们配套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员工数可能不止这些，有几百个上下游企业。大企业业务好了，自然能够给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的企业带来发展机会，从这个意义讲，大企业的发展能够给中小微企业发展带来相应的发展空 间。

　　GE：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战略新兴产业要发展，同时要避免其中某些领域的产能盲目扩张。对此，你如何看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调整的关系？请结合电子和家电行业具体情况谈谈。

　　李东生：电子和家电产品行业的特点是规模和效益正相关，目前中国电子和家电企业的规模跟国际同行比，还有很大差距。三星(微博)电子去年销售收入是1400多亿美元，中国电子百强第一名销售收入大概是200亿，差距在5至10倍。三星液晶电视去年的销量是4300万台，TCL去年销量是1086万台，而且TCL在国内销售是最高的，但也只有三星的四分之一，我们的规模跟国际巨头比，差距很大。如果国内企业达到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规模的话，我们的竞争 力则会更强，会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 距。张懿宸：GP要敢于坚持

　　PE行业要良性循环、持续繁荣，很重要的是GP要坚持长期投资理念，摒弃短期投机行为

　　吴艺

　　几个月前，香港。张懿宸“问道”于Henry Kravis和George Roberts。

　　前者是中信资本(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CITIC Capital，以下简称“中信资本”)的首席执行官。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家”是PE领域的传奇人物，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的联合创始人，这一对表兄弟亦可被视作是PE的创始 人。

　　张懿宸的疑惑是：金融危机后，LP普遍要求GP降低管理费用及分成比例，这种压力在中国国内尤其明显。“我问他们，对这事怎么看？”然而这对Kravis和Roberts而言却是一个老问题，1976年迄今， 他们遇到过无数次。他们的回答是：如果LP一定要求这么做，我们会明确告知他们这对GP不利、对行业发展也不利。如果LP依然坚持，“我们就不要他们的钱”。GP的这种坚持，是包括黑石(The Blackstone Group)、TPG(Texas Pacific Group，德州太平洋)等美国老牌PE的共同选择。

　　这种坚持被认为是促成行业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重要推手。“GP要清楚PE这个行业最终要靠什么赚钱。”作为两会代表中少有的PE专业人士，张懿宸说：“很重要的是GP要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摒弃短期投机行为。”尽管伴随这种坚持的初期，可能是一段苦日子。

　　GE：当下相对困难的募资环境是否让你担心？

　　张懿宸：国际融资环境固然不好，但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国际PE市场遵循的游戏规则非常清楚，只要LP跟着你赚过钱，就会有人愿意再投钱给你。

　　比如创投基金，实际上首期6000万美元的募集非常快，就几家LP承诺了这部分的出资。尽管中信资本是刚开始做创投，但创投基金的核心人物曾之杰有很好的历史业绩，实际上有一批LP一直在询问他什么时候再搞美元基金。

　　房地产基金这边，我们的大量工作是要和国际上的投资人讲明白，这个基金的投资方向是消费带动的商业地产，不是纯粹从地产、房地产增值的角度去寻找基金。此前投资我们房地产基金的都是很大的机构投资人，他们对此也非常了解。

　　GE：那么如何理解融资环境不好这回 事？

　　张懿宸：国际融资环境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影响。

　　实际上国际主要LP对PE的资产配置并没有减少，因为这两年他们在公开市场的投资都在减值，因此必然要在情况相对较好的PE领域多配置些资产。另一方面，欧美经济的持续低迷也让LP的投资重心不得不向新兴市场转移，所以等着进中国市场的钱还是蛮多的。

　　同时LP们对新兴市场又很小心，比如对中国就有很多担心。相比上几年，中国故事不再等同于必然赚钱，所以GP要花功夫让他们相信中国依然会持续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游戏规则的不清晰也是重大障碍。LP们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投中国的基金都能赚钱，对GP也需要有所鉴别。

　　对那些在未来一两个经济周期中能持续赚钱的基金，GP要从国际市场募集新基金问题并不大。由此，GP必须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

　　GE：国内这几年短期投资行为很普遍，似乎这些基金也过得并不坏。你对此怎么 看？

　　张懿宸：这依然需要让时间来说话，看一两个周期的检验后这样的基金会怎样。若这种现象长期持续存在，我觉得人民币投资市场会有一定问题。

　　国内市场，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持续动荡、调整的过程中。前两年由于创业板的高市盈率，很多人趋之若鹜进入PE领域，催生了不少基金，但成长中的烦恼现在正慢慢浮出水面，比如现在退出没那么容易了，很多LP就无法遵守先前的出资承诺，由此又导致GP没有长期打算。GP和LP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机构LP的缺乏。民间资本要投资PE，也有自己的烦恼。撇开急功近利的资金不谈，那些真能长期投资的资金在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流向PE时也会碰到麻烦。以我们的了解，国内中介渠道的费用是高于欧美国家的标准的，有的甚至还要和GP分后期分成的钱。这样GP不就变成在给渠道打工了么？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就会破坏PE行业原来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反而鼓励GP去做短期投机、去赌。赌赢了大家分一把、赌输了各自走人。这对行业而言，是非常危险 的。

　　GE：这仿佛堕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中。谁是解决这个悖论的上帝之手，LP还是GP？

　　张懿宸：我认为是在GP端。是否向LP妥协在于基金是否有好的业绩：如果LP认定你能赚钱，投资周期长一点也没问题。也就是说GP一定要有长期投资理念。董明珠：

　　经济转型关键在企业创新

　　张勇

　　两届人大代表董明珠，每次都会围绕“企业创新与民生改善”带来实实在在的建议与声音。2003年“上市公司要代表股东利益”、2008年“鼓励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和今年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都是她从一线得到的感悟与诉求。而从2004年“养老保险三大弊病应改善”到2007年“全社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则是她为以格力万名员工为代表的基层群体发出的呼声与建议。

　　正如上次她在珠海接受专访时所言：“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体现在产品上，产品的竞争力则来源于技术创新和品质保证，而让员工满意其发展尤为关键。”这恰好契合了“实业兴国”的主题，也是她接受本次“两会专题”采访的主线。董明珠自言，自己甘愿做一名“耐得住寂寞的实业家”。

　　GE：本次会议你关注与反映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董明珠：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尤其是对企业这方面的保护。

　　当前是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紧要期，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能否激励主体积极创新的关键。但如果侵害人的违法成本很低，会让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企业心灰意冷。

　　但在现实的法律执行过程中，在司法保护环节里却面临一些现实困境。比如，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由于专利权保护本身有时限性，如果期限过长，不利于保护专利权，我把这叫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再比如确定专利权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过狭。还有就是专利侵权案件执行的力度不够。

　　所以我建议，要成立专门、相对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对于清晰明了的案件简化审批程序，对于赔偿金额的认定，要赋予法院的取证责任和能力，特别要强化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GE：这个建议还是延续着你关注“自主创新”的实业精神脉络而出。

　　董明珠：没错。像我多次说过的，要搞创新，企业要有收入，还要舍得投入，投入的一个是财力，一个是人力。财力就是要拿钱出来，添置高端的研发设备。人力是你要给你的研发人员创造一个平台，并且容忍失败。杨元庆：

　　降税率，提收入，拉内需

　　侯继勇

　　GE：5年来，你作为企业家委员参政议政，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企业家委员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元庆：从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履职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不仅仅是代表企业说话，还要代表更多的百姓说话。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实际上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的程度变得越来越高，所以你要想做好这个代表，必须能够真正听得到民众的声音、老百姓的声音，而且能够总结归纳，说出有建设性的想法、意见。我觉得对于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可能在五年前的话，我坐着不说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一种荣誉吧。而现在，真正要做好一个百姓的代表，就要反映大家的心声。当然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

　　GE：对中国整体税负水平过高的抱怨一直存在。你本次会议着重的建议是“降税促内需”。具体来说如何实现？

　　杨元庆：“促内需”是非常重要的国策，目的是把过去靠出口、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转为内需拉动的发展模式。但中国过去数年的情形却完全悖离了“促内需的模式”。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我们的GDP增加9.5%，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25%，城市居民收入只增加8%，农村只增加11%，同时去年物价上涨了5%。毫无疑问，这跟我们“促内需”的方向不那么吻合。

　　促内需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提高每个人的收入，不仅是工人的收入，也包括白领、工薪阶层的收入。国家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提供指导性的意见。

　　另一个方向就是降低物价，物价越高，居民消费能力就越低。物价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原材料，同时也跟税率有关，17%在世界各国都很高，至少应该降到15%。税率降低会反映为价格降低，这能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GE：降低税率还有什么好处？

　　杨元庆：对于解决国际贸易摩擦也有好 处。国外的企业，都到中国来做生意了，中国成为很大的市场，其他国家就不会轻易对中国采取措施。最近的人民币汇 率问题，美国政客很想趁机对中国采取措施， 但国外企业在中国的规模大，市场很 大，他们就会阻止这种措施。

　　GE：你刚才也讲了，促内需还需要提高个人收入。联想在提高员工收入这块怎么做 的？

　　杨元庆：联想每年都要给员工调工资，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们在100多个国家有员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决定调多少，这都是由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做的。在中国，联想每年提薪约为 10%。

　　GE：在提高个人收入方面，国家应该如何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杨元庆：不能一刀切，应该根据性质不同差别对待。对于公务员、国有企业员工，制定一个可持续调薪计划，对于私营企业，则提供指导性意见。微言大义

　　民资仍遇玻璃门

　　国家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努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但是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民间资本依然主要集中于商贸、住宿餐饮、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金融、交通、通信、电力、石油、天然气、矿产、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医疗等利润丰厚的领域仍然被垄断着，民间资本难以进入。

　　香港不转型，边缘化难避免

　　香港定位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固然没错，但是经济过于依赖金融、地产这些传统行业未免太单一。我从上世纪80年代便呼吁港府港人要认清大趋势，向科技创新型产业升级转型，现在可能是最后一个窗口期。否则，随着中国内地经济融入全球化越来越深入，香港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将更凸显。

　　香港搞科技创新产业，一定要注意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形成产业互补、优势共赢，这也是考验两地智慧的大事件。同时，港府要改变“积极不干预”的产业政策，主动领投、引导产业升级；香港工商业人士、企业家要看清大势，不要沉迷于现有财富和赚快钱的经验；港人头脑更要改变。要知道，以港科大为代表的香港教育体系，已为创新做好了人才储备。

　　减免新就业人员社保

　　要切实提高新就业人员收入，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有生力量。新就业人员包括高校毕业和农村新进城就业不到5年的人员，建议对新就业人员实行5年社保费用其个人部分免缴，企业原缴纳部分改作工资发放，期间其参加工作的年限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并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发养老保险金，同时五年内通过国家和企业补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还要为新就业人员提供住房等保障服务。

　　国家发放“消费补贴券”

　　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是改善民生的重要议题。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提议国家发放“消费补贴券”，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资料需求。“消费补贴券”受益对象应为国家优抚对象、城市低保、农村低保、五保对象以及城镇失业者，只可在指定商家定点消费，用于购买食品、服装、电器等基本生活资料。政府应公开招标，公平、公正地选择最有信誉和实力的商家从事这一政策性的商业服务。

　　加大老城区旧改力度

　　旺盛需求与老城区持续紧张供应的矛盾突出，成为推高很多城市老城区房价及整体房价的一大因素。应主动挖掘老城区的供应，加大老城区城中村改造力度。这既符合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势，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改善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降低房价、稳定市场。对于城中村的改造，应由政府主导，“阳光”投票，统一标准，公开出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