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关于国有企业走向何方的讨论呈白热化状态。国企改革是否一定要私有化？笔者曾在大型国企工作多年，对国企改革深有体会。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私有化，而是首先要弄清楚何为私有化。

　　上市公司股权在个人手里，算不算私有化？按理来说，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如果私有化给全社会，或分散股权到更多老百姓手中，算不算私有化？杜建国砸世行行长佐利克的场，是出于对私有化本身的恐惧，还是根本不信任在私有化过程中的执行细节？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中，是否可能出现“私分国有资产”的情况？

　　骂世行是否骂错了人？笔者认为，权贵资本已经形成，与私有化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国有的核心是实质，而非形式。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细节和执行过程是否公正和严格，决定了按照这个思路执行后的效果。多年前，麦肯锡给中国企业提建议，企业失败后把责任推到麦肯锡身上，但仔细分析会发现，麦肯锡提了10条建议，企业执行5条，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3条，有2条弃之未用，那么失败到底算谁的责任？

　　国企改革最大难点在于“出资人缺位”，实际上管理者代替了出资人职能。企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给出资人带来更大的回报，国企的出资人应为全民所有。而事实上，国企取之于民，却从未用之于民。

　　国企最早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属于全民所有的国企承担了部分社会职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为民众提供基础服务成为这类企业的主要考虑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套机制考评企业。国资委要国企赚钱，那么国企就会奔着赚钱去做，如果改革，是否可以换一种考评标准？比如在海外市场赚钱可以评2分，而在国内市场赚钱只能评上0.5分。

　　显然，国企优势还是在国内市场。国企能强大有三个原因：第一，享受了垄断权力获得市场份额；第二，资金成本便宜，很容易拿到便宜的银行信贷，而且不需要分红，可把资金迅速用于再投入；第三，权利货币化，举个例子，在欧洲，电信局会拍卖3G牌照，欧洲电信公司获得牌照需要付出巨额成本，而国企能免费获得牌照，这是政策和法律为它带来的收益。

　　国企创造的价值大约相当于GDP的40%，但却占用了80%的资源；而只占20%资源的非国有企业创造了60%的经济产值，解决了80%的就业，两相比较，高下立见。纵观民营企业发达的IT行业和其他新兴产业，之所以这些年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国企没地位，也就谈不上保护国企的问题。

　　在西方，小公司之间不断兼并整合，最后一家独大，实现规模效应，中国国企在规模效应上已经做得很好。不同的是，西方企业相互兼并整合后提高了效率，而中国国企的规模效应却并不是通过竞争而来，不同形成垄断的原因最后所拥有的竞争力也大大不同，孰高孰低？

　　为什么会出现反对国企的声音？企业赚钱是好事，无可厚非。关键是国企属全民所有，“用之于民”却无从体现，也就是韩非子说的“不患多寡而患不公”。什么叫公平，绝非平均主义，显然，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大锅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国企占有的资源主要存在于资金投入(银行信贷)、市场资源和行政法规政策的倾斜方面(如准入机制、经营权限和许可)等，而这些元素又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前提下，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值和就业机会却未能同比，这恰恰反映出问题所在，也就是分配机制层面的“不和谐”， 应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国企改革，私有化是一个方向，但也是一件难事，改革必须克服私有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道德风险”。把国企赚得的超额利润交到财政手里，可再交由社保基金打理，让老百姓分享国企的收益，当一名真正的“出资人”享受到投资回报。

　　国企之间也须区分对待，不能因为帽子是“国企”就认定一家企业毫无竞争力。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并不一定非要从国企本身下手，开放市场，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可以促使国企变革。

　　当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后，掀起了辞职下海经商热，涌现出大量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然而到了新千年，人们回过头来却发现，原来当分配花钱的人比创造价值的人所得收益更好，于是出现上万人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尴尬局面。当年轻人都争着当分配花钱的人，谁来创造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