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利用“先试点，再推广”的方法，不仅将改革的风险控制在局部，还能因为试点而在旧体制内获得更多的认同。不过，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这种利用特区先行先试的方法可能将遭遇挑战，特别在金融改革方面。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改革需要从上至下整体推进，传统的试点思维可能将带来不必要的混乱，甚至弊大于利。

从理论上看，传统的试点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须部分归因于经济资源跨区域流动时所遭遇的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在后者所需要的资源中，土地生产要素基本无法跨区流转，加之改革早期信息流通不畅，经济改革在全国的铺展也颇为迅速，这对价值洼地所带来的跨区套利行为有所限制。但即使如此，在物资短缺年代，生产要素价格的“双轨制”仍然造就了一批“倒爷”，早期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十分混乱，野蛮生长，无序扩张，所幸最终平稳过渡。

不过，时下要推进的金融改革恐怕不会有这样幸运。金融资源本身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也无配套需求，这使得一旦做实金融改革试点，形成价值洼地，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将加速金融资源向试点地区集聚，形成试点地区金融资产泡沫，以及试点与非试点地区金融资源不均衡的局面。尤其是牵连最广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本难以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推进，需要维持全国金融市场的统一，做到全国一盘棋。前总理朱镕基任上在金融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在于，切断金融与地方的联系，将权力上收到中央，目前来看，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依然适用于这种从上至下的思路。

其实，将金融改革权力下放地方所引起的乱象并不鲜见，PE投资在各重点地区的繁荣与混乱便是一例。各地在引进PE时纷纷许以优厚的条件，致使PE的粗放发展在各地不断重复上演，PE数目超过企业数量，投资者“被忽悠”的案例时有耳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监管层“先发展，后治理”，收紧政策，加强监管，再加上经济下行，企业上市困难，致使PE行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开始深度洗牌。应当看到，PE的体量不大，行业发展杂乱可能并无大碍，但若其他体量更大的金融子行业也遵循试点思维，惹出来的乱子恐怕会难以收场，甚至事涉公众利益，威胁社会稳定。

观察近段时间密集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将首先在温州及深圳前海试点，不过，政策虽已获批，实质性改革尚未真正推开。但可以想象，这种区域性的金融改革一旦做实，在金融监管赶不上金融创新，金融机构的成本约束与风险监管尚未到位时，一放就乱的历史情形很可能在试点地区重现。尤为可虑的是，金融改革不比其他，放开了就难以再度收紧，就如同泼出去的水一般。

当然，必须承认，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在坚持改革的大背景下，改革的策略需要反复推敲。在金融改革方面，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显然优于由下至上的“先试点，后推广”思维，既然都要改，为何不直接在中央层面进行呢？其中也许有风险考量，但更多可能是一种政治折衷。对于决策层而言，下定决心直接在中央层面上推进金融改革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好消息是，金融改革的确开始在中央层面进行，比如利率市场化的破冰，并没有走试点渠道，汇率的市场化也在央行与外管局层面推进。值得忧虑的则是，部分项目的改革，比如对外直投，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似乎仍将采用地方试点的方式推开。改革本身固然值得喝彩，但这种试点思维，可能需要反思。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过去搞改革试点，搞特区，这是为了寻求共识、减少失败风险的政治艺术。但现在，中国对金融改革，应该超越“试点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