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的“世界经济与跨国管理的新趋势”的主题论坛上，清华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对中国新一届政府会怎么样推动改革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推动法制建设，经济里面的冲突要有法院、法律体系来解决；二是要避免泛福利化倾向，真正建立一套为真正的穷人提供他们最底层的福利体制。

以下为李稻葵发言：

李稻葵：首先我想道歉。我要向这些嘉宾道歉。如果你是母语是英语的话，我要道歉，因为主办方告诉我说中文，而且就我在中国和全球的经验来讲，如 果你发言，应该以当地的语言来发言。 在我痛苦的经验里面，你如果不讲当地媒体的记者的语言，一定会在互联网上倒霉的，所以我讲中文，我这个经验和大家分享。增长点在什么地方？首先问一个问 题，我们缺什么？今天的世界缺什么？第一步缺技术。大量的技术已经产生了。生物的，人体器官，到互联网，不缺技术。

第二步缺资源。美国现在很快能够几年之内很可能能源自己自足，而且出口。印度尼西亚大有量的煤铁矿石，他们抱怨价格太低，供给非常多。也不缺资 本。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是钱。美国的企业有两万亿的现金在银行帐户上睡觉，不知道怎么投资。更不用说美联储联手日本银行一起印钞票，这个世界不缺钱。不缺人 才，清华大学这么多人都在等着创业。缺什么呢？缺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欧洲、美国、日本、英国都是面临巨大的公共债务。

英国的债务水平公共财政情况比意大利差多了，利率很低，因为意大利的公共政策是认为糟糕的，英国采取一定措施开始进行改革。当今世界在我看来最差的最糟糕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必须改革。

回顾一下历史，政策的危机是不断产生，不断被解决的。1890年的英国，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崩溃了。英国的上议院自发的搞改革，在英国推行最最基 本的公共福利，包括基本的住房、公共医疗。1910年美国也是同样的危机。很多人认为大的公司出现以后，小企业没有戏了，小罗斯福总统当时推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公共的立法。193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人必须采取措施，大规模的进行立法，进行改革。这些每一次的改革带来了世界的繁 荣。最近的一次是1980年，当时的市场经济国家各个面临危机。我们中国正在搞改革。

当时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推动改革的措施，带来了所谓的全球化的种种的繁荣。今天的问题也不能全归咎于1980年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改革。今天的 问题很复杂。既要让公共财政在收税方面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同时支出方面更加的有效。美国政府70%—80%的公共福利性的立法性的，权利性的支出都是给 了不需要的支持的人。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支持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些公共开支却没有落实到实处。下一轮增长来自哪里？来自那些在公共政策方面，在经 济政策方面敢于创新，有新的思维，真正的落实到实处的地区和国家，在美国还看不到苗头，没有看到希望。

欧洲整体上讲也没有看到希望，还需要折腾，还需要探索。直到新的经济思维，新的经济政策落实到实处的话，投资者才愿意投资，技术才真正的发挥作 用，市场才能被打开。我们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的换届。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国的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够真正的研究不仅中国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和教训，也放眼看世 界，真正意识到我们世界最缺的，还是改革，真正的改革的政策。一旦把改革搞对了，其他的问题都会轻而易举的解决，谢谢各位。

胡舒立：请教李稻葵教授，十八大之后，中国新一届政府会怎么样推动改革，你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李稻葵：这是非常重大的话题，值得我们经管学院专门为此召开谈话会。也希望胡女士过来不仅给我们主持，也发表你个人的观点。我看来需要改革的问题非常多。一到两个最核心的问题要抓住，我们的经济能够上一个台阶。

第一件事，就是政府怎么样管理这个经济？这是最最核心的问题。很多资金，很多企业家，也有很多市场，但是没有投资，投资不到位。企业家比较悲观，因为卡在了政府的审批的环节。审批环节并不是最有效的，这个环节必须加以改革。部分的审批不仅要放开，还有一部分的审批，还有一部分的冲突，经济里面的冲突 要有法院、法律体系来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的股市，中国经济过去22年，股市建立以来，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我们的股市平均的年价格增长指数是 1.3%，远远低于通货膨胀，且不要说我们的增长速度。归根到底还是我们上市公司没有真正的按规矩办事。上市之后，不认真按照我们公司治理办法开董事会， 不认真讨论投资方式。违规以后，投资者没有地方打官司。我有很多的案例，各个上市公司都是地方法院管的，往往支持保护本地上市的大股东，这种法律体系怎么 样能让投资者有信心呢？今天的股市价格太低了，对不起实际的回报率。长远来看，没有有效法制的体系，是不可能支持我们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我建议，在北京 或者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中央级的高级法院，直接掌管所有的和证券上市公司有关的法律案件，抛离地方政府的干预。

第二个相关的就是要避免盲目改革，在我看来，部分的中等收入阶层所呼吁的，搭便车式的“福利”。有车的阶层是中国社会最穷的阶层吗？不是，中国要避免泛福利化倾向，真正建立一套为真正的穷人提供他们最底层的福利体制，这两条我看来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