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俊的这个观点牵扯出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人才问题。
 
过去二线城市缺人才是事实，不过现在像成都也不缺人才。周品说，成都高新区现在已经有4万员工、几百家企业，这个群体里已经沉淀下来很多优秀的人。1月份，周品在成都招聘了20多个人，他觉得都不错。特点是接地气，务实。
 
相较之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存在人力薪酬虚高的现象，这让创业公司背了很大的运营成本。
 
因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开发的火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有着各式各样的iOS、Android培训班，一般到培训班培训半年左右，结业后就业大多是7000元以上起，而且还很抢手。那些做过产品项目开发的人，做出一个正常水平的产品，即使在项目中仅承担一分的工作，就可以在找工作说成为这个项目的主力，就可以在找工作时要价15000元的月薪，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月薪其实是不匹配的。
 
一位做产品开发的人从北京到了成都也说，人不会像北京那样浮躁，不是天天想着如何做推广会更重视研发。成都也不像北京周周都有创业者沙龙之类的活动，少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蛊惑，人会更沉静。
 
你必须面对的
 
从一线城市转战二线城市，劣势和优势相伴相生。
 
金山网络CEO傅盛认为从一线城市转战到二线城市创业很不明智。核心观点之一是不在核心城市，视野容易丧失。
 
李雁川不同意这一点。很多人缺失的不是视野，而是资源。有了一定视野，甚至是国际视野后，回到小城市，因为有获取信息的管道，不缺信息，是否能获得信息，靠的是个人的思考，这方面凭借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力。
 
傅盛反对逃离北上广的第二理由是做公司不是靠省出来的，要省钱可以去农村。有很多在二三线城市冒头的企业，但后来都发展不大。“资金越发不是稀缺资源，人才越是稀缺资源。资本竞争激励，愿意给你钱。但没有人才，钱都花不出去。”
 
二线城市确实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各个城市的状况不太一样，不会像北上广那样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互联网产业如果不能在一个城市成气候，IT人才的流动性差，人们也不愿意到该城市落户。
 
比如厦门偏安东南，厦门的大学偏文科，产品开发人才比较少，很难找到像样的人才。如果在北京这种城市，不在这家公司还可以去另一家公司，而厦门的人才如果离开某家互联网公司，选择的余地就很小。
 
另一个担忧来自于在效率的把握上。甚至在二线城市创业的人也会担心，是否慢节奏的城市无法与创业者应有的产品开发节奏相称。
 
同步推创始人熊俊认为，北京人才众多，做出同样一款产品的时间可能要大大低于厦门公司。
 
不过，周品和李雁川认为在成都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与外界的印象不同的是，成都员工并不懒散，要求加班从没任何怨言。即使加班也不会主动要加班费，或者报销晚餐费用。大家都住在软件园周围，也不会像北京一样报销打车费用。在效率方面与北京的差别不大。
 
融资和渠道会是问题。这两者相比，渠道的瓶颈更大。
 
成都的手机游戏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吸引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游戏公司的注意。比如百度、网易等公司也开始派人到成都定期“扫街”，甚至设立办公室，成都的融资条件逐渐在变好，以后不会成为问题。
 
渠道问题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很多应用市场都集中在“北上广”，单靠电话、网络等线上方式很难实现渠道推广，线下接触更奏效。
 
“在北京，如果想约下渠道的人见面，很可能稍微一约一周的日程就排满了，但在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李雁川说。
 
去还是留？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优劣并存，如何取舍？
 
需要承认的是，纵有天气恶劣、交通拥堵等诸多不堪，北京依然是一个创业资源最多的城市，VC、风投聚集，创业咖啡馆林立，渠道、媒体资源丰足。
 
“视野和竞争力，本质上还是依靠大土壤。最开始一定要在北京。就算你在二线城市能把零散的石头用起来，但概率还是没那么大。”傅盛说。
 
周品选择在融完一轮资后撤退也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创业早期，搭建骨干团队和融资，北京最合适。过了创业期，骨干和融资都有了，下一轮融资要等到盈利之后，棋到中盘，可以考虑撤退。
 
李雁川说要从创业公司的类型来区分。创意和技术站在资源之前的公司适合在二线城市创业，一线城市比较适合资源型的创业，比如社交平台类似的需要资源型的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在熊俊看来，那些需要深耕细作的项目，比较适合放在厦门，如果只是拼速度、拼快速的融资，就不是很适合来厦门。
 
力美互动创始人舒义认为，如果是要做开发性的东西，不建议创业者来北京，二线城市公司的存活率更高。如果要做创新性和需要商务环境的项目，放在北京很合适。国外一些很新的概念，一定是北京先接触到。
 
趣玩网并没有完全撤离北京，周品把市场、商务部门留在北京继续做市场拓展。李雁川也有类似的打算：“将来还会回到北京。运营和开发会放到成都，但市场和媒体会放到北京。今年下半年我们将会考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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