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先生事儿多，和他喝茶的地方就直接选在万通中心他办公室下的一间会议室。就在前台临时找了两个茶杯，简单倒上茶水间已经泡好的茶，并不是什么好茶，味道也平淡。

茶淡不要紧，谈兴浓就行了，尤其是当段子高手冯仑谈兴浓的时候。喝茶那天，正值“两会”期间，那天下午，关于政治、关于政商关系、关于时事变化的顺应之道，冯仑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

虽是著名的民企商人，但作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的冯仑也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等体制内机关浸淫多年。在聊到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下海成功的诸多案例时， 他认为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一般的判断和事实正好完全相反，越是从体制内出来的几乎都不跟体制勾结，改革30年来出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叫做边缘核心 化、核心边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在体制边缘的外边的人都特别有劲往体制中间扎，比如说徐明;越是从体制核心出来的人越是往江湖跑，比如江湖对我的吸 引力远大于庙堂。人都是对不知道的事好奇。”

庙堂的事儿其实他也关心，比如去年的十八大报告，“我知道哪些是新词，哪些是旧词，这就是联系性。新词就是可能下一步改革要做的事。有些新词大 家都注意到了，什么顶层设计，有些词大家没注意到，那我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提法又多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以前职业的习惯。”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又 停下来笑着补充一句：“别忘了他们怎么写文件我知道。”

交谈中，冯仑会赞许执政党“因时而变、自我调节”，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持续进步的乐观，哪怕在许多人看来，这些进步过于些微和缓慢，以至于并不那么值得记取。

冯仑的乐观来自他对中国政经脉搏的近距离体认。“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刚好毕业，我1982年大学毕业，到1984年中国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我 记得 1984年我们开会就讨论股份制，可是没人懂。所以当企业连这个都不懂的时候，你搞金融改革，行吗?这些词那会儿哪懂啊?所以这就是个过程。所谓顶层设 计，经济改革顶层设计是什么?金融改革。先是农村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以后开始做金融改革，最后WTO，必其功于一役，跟国际接轨。这就OK了。 如果说1978年我们一下就WTO，咱们中国那时除了国企还没一间民企，不会办了，你怎么接轨?”

在你以为他要正经地宏大叙事时，冯仑话锋一转又说起段子。他说改革就像抱孙子，要熬到儿子会当爹：“你见一5岁小孩说，赶紧生儿子，我要抱孙子 了。能行吗?他生不了。你得熬到15岁他有能力，但是他生了孙子他也不会当爹。你以为你是抱了孙子，结果你抱俩儿子，更闹心。”

冯仑觉得，现在社会上声音太多，在这个转型期，矛盾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完，那不如做一件算一件，“与其你天天讲着爱情，不如早点进洞房生孩子，把事办了算了。”

冯仑说起政治和公共事件可嬉笑热讽，但自己处理起来小心翼翼。“你要熟读诗书，就会知道古今多少事，核心的一件事是：只有成败，没有是非。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我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找是非，是为了找生存。”

冯仑把道理认清楚了：“生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直是第一位的。你一赌气，说有是非，那你就死了。死了如果进不了忠烈祠，没有价值。进了忠烈祠，才有人烧香。”

他语速很快，不等你附和或追问就乘兴说下去：“历史如果是一台戏剧，那一定要记住，自己不是演员，自己是观众。”“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谁是演员 呢?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也算半个演员，配角。我们在这个剧场里是观众，有时候是后排有时候是前排。当你是后排的时候，会嚷嚷声高一点，‘看不见了，你 前面坐下’，但是你坐中间的时候，歪歪脖子看看，前面能坐就坐，不能我将就着。等到前排的时候，你啥都看见了，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越往前排越不吱声， 再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冯仑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戏剧里面的角色不一样，位置感要清楚，“你在第几排要清楚。我们是在中场看戏的。有时候也有点小牢骚，但也能看到一点，吆喝一声。我没有往前排挤的欲望，不会没事自己搬个板凳往前蹭”。

话说回来，在中国做企业，这场戏也不可不看。“你从十里八乡在外面听说在敲锣打鼓演戏，你老看不着，抓心挠肝的是吧?这不行，我要求很低，只要 能进剧场，能看得见、听得清就行。至于是哪个位置就看机缘。我说‘有期待、不僭越’，就是你别乱想，我期待找个好位置，看得更明白点。但是我不僭越，人不 让过去我就不过去。”

为什么不僭越?

“你是观众，你突然想扮演员，那叫什么?犯上作乱。让台上人的目光反过来看你，你变成演员了，他变成观众了，这就糟糕了，本末倒置，次序混乱，于是就出现社会动乱了。场子里的人本来就是看的，结果全站起来演，把麦克也抢了，椅子也倒了，这叫社会动乱。”

如果刨去冯仑那些形象但偶有不经的调侃，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人，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 安一隅，做点小买卖。在他看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国有资本尚可避开，但做生意不可能完全不跟公权力、利益集团甚至涉黑组织等方方面面打交道，他怎么拿捏位置感和分寸感?

冯仑道出20多年做企业的价值观：守正出奇。“守正出奇就是依法做生意，依规做生意，良性地跟政府互动。我做了20多年生意，每个地方都换了多 少领导了，海南你知道换了多少任书记了，北京又换了多少任了，我们都挺好。原因就是我们不去走违法乱纪的灰色地带，也不会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这话不错，万通这几年最受关注的项目“立体城市”，媒体称之为“绿色革命”，前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关心过，还出席过项目的奠基仪式。去年底李春城因“严重违纪”被“双规”，但冯仑告诉我，项目没受影响。

冯仑啜了口茶，顿一顿，嘴角漾着笑，我知道他脑中又闪现段子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夜总会的处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发誓有些事是不做的， 这个自然就没事了。夜总会只有一个时候是关门的，扫黄的时候。扫黄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好人，坏人都带走了。最后得到大家同情。我们就是处女，就是说不管谁出 事，反正我们确实是好人，你只要甄别，花点时间甄别，我们肯定是好人。”尽管是玩笑，但冯仑有一股理直气壮的神色。

怎样才能不去走灰色地带”，我有点刁难地质疑他：“在夜总会这样一个场合，你难免会被要求跳舞、唱歌，摸一下手。”

冯仑回答：“没有问题，我们也要生存，摸一下就摸一下，给钱就行，给点小费。我没有纯洁到不让摸，都不摸我吃什么。但是你别往下摸，摸着我们不 舒服，最后万一不是处女了，将来扫黄，好人坏人就分不清楚。别忘了，人是唯一有处女膜的哺乳类动物。老虎、狮子都没有。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很坚守这个人特 有的东西。”

另一方面，冯仑不认同官商必然要勾结的社会想象，也并不觉得中国有这么多贪官，概率大概只有1%左右。“因为我做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挺好的，也没跟我要钱，也没跟我乱搞，也不敲诈，出事的极少数。这是一个我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点很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企业家，冯仑认为把握好“三性”很重要，就是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

“首先我们表达意见是一种批评，但我们还是强调把这个戏要演下去，这叫建设性。咱们把观众做好，你别在看戏的时候乱喊乱叫，这也不合适，然后椅子不好咱修椅子，墙不好咱补墙，这叫专业性。”

如何体现这“三性”?比如说他说“国五条”：“这个政策感觉有点像应景，应‘两会’的景。每年‘两会’前都打压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周期—‘两 会’前纷纷表态，纷纷打压，比谁打压得猛。‘两会’以后，(房价)五六月松驰，八九月抬头，10月份达到一个小高潮。接下来12月以后‘两会’前又打 压，10年来如一日。”

“你收那20%(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20%个人所得税)，昨天又说不能转嫁给消费者，好像没生活在地球上似的。我们的财经官僚很有意 思，很少是做过交易出身的，就是对生意的微观不了解。美国的财经官僚都是做生意出身的。什么意思呢?做交易的出身，当你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你会知道微观 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制定20%的税的时候，你应该能想到别人会闹离婚。”

冯仑见证过自己当年的老板、曾经的首富牟其中等一批企业家的兴起和陨落，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牟其中缠上官司时及曾在武汉监 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及希望冯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冯仑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 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冯仑管，他 负责养老送终。

我问他当时做这个决定困难吗?

他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回答我“当时炒得乱哄哄的。而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小本买卖，我们乡下良家妇女，城里那么复杂，打架斗殴到底是唱 戏还是打架，那京剧一喊，你以为是吵架，结果唱的是京腔，弄不清楚。你一定要理解，小本买卖的良家妇女弄不清城里人的复杂事。”

“我希望他在今后能够按照现在的监狱管理和司法的制度，履行完他配合司法工作的职责。”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也是他又雅俗共赏的段子，“曾经招 一个人，填个履历，写得很好，这个人有一条履历‘配合司法工作5年’，后来才知道是坐牢，坐牢也是配合司法工作。老牟剩下的时间不能说叫服刑，就是继续配 合司法工作。出来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履行我的承诺，很好地安排他后半生的生活。”

冯仑告诉我，几年前他和王石在一起去监狱见过牟其中。我问：“他知道你愿意给他养老送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冯仑答：“他没表达感受，他的逻辑是不愿意表达作为正常人的那一面，总想表达他非正常人、超人、强人那一面。我也理解。那就别让大哥表达了，大哥怎么舒服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