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天才，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具企业家精神、最具创新力的人群
美国和全球货币的困扰
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乐观。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普遍有所改善——利润率升高，杠杆比率降低。银行系统已开始复苏，大部分的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就业人数比4年前增加了将近500万，每年的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300万。消费者的偿债比率，即用作偿债的收入比例已从2007年最高点的14.09%降至目前的10.30%——回到1980年该比率首次计算以来的“最低点”。楼市已走出低谷，并且又发现了新的石油天然气储量。
良好的公共政策可进一步促进增长，但不确定性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政治拉锯战和两党连“小协议”都无法达成的悲哀局面（虽然我们都更希望是个“大协议”）使未来的财政状况和税收政策变得扑朔迷离，更不用说债务上限危机和财政悬崖带来的各种可能。个人和公司的信心因此受到影响，而信心通常是一国经济的动力源泉。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美国经济应有的复苏步伐。
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多一点的合作和让步。经济增长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我们希望，全面的繁荣昌盛。
如果我们抛开眼下的经济形势和近期的金融危机，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国依然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天才，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具企业家精神、最具创新力的人群。改良“东西”和提高生产率是美国人热爱的一种消遣方式，而勇于承担风险，敢于接受成败的企业家文化也是美国的标志性符号。
美国还拥有全球最具广度和深度、最透明、最完备的金融市场。我说的并不只是华尔街和银行业，而是整个金融行业：风险资本、私募股本、资产管理公司、个人和企业投资者，以及公开和私募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市场一直是美国这个巨大的商业机器运转的重要环节。
今天全体美国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先辈们艰苦奋斗打下的根基——从民主制度到全球最强盛的经济。
几个世纪以来，先辈们将数百万亿美元投资于研发、公共基础设施和我们的企业。
我的祖父出生于1897年，当时根本没有类似现在的医疗和科技的东西，也没有汽车、飞机、电话、电视或电脑。科技和呈指数式增长的人类知识就像遍布宇宙各处的“暗物质”能量，将是推动未来数十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巨大的潜力和辉煌的历史都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目前，美国仍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让遵纪守法但无合法手续的移民留在这个国家里。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取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高学历的人才中约有40%是没有合法渠道留在美国的外国人，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留下。
我们的城市、州和联邦政府需要制定5-20年的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电网、公路、隧道、桥梁、机场等）。我们还需要为所有的公民创造更好的机会，但在城市的中心地区，有50%的高中生无法毕业。
而没有合理、长期的财政政策，包括福利计划的成本效益改革，就无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提高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的重视。此外，我们还应当对混乱、低效、高成本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正如我们的移民政策将高素质人才拒之门外一样，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驱使资本流出美国。
从全球看，因为危机但不完全是危机的原因，各国政府普遍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央行也在大量印钞以保持低利率并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美国——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这种未经检验的“药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尤其当财政政策使央行缓慢退出货币刺激的愿望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好的财政政策和任何有利于增长的政策都将减轻央行的压力。如果我们拥有强劲的就业增长、盈利能力和总体繁荣，提高利率和一点点通胀都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措施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虽然我们完全有可能安然过关，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些措施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后果。我们无法忽视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利率快速上升，而增长依然乏力。回顾1994年和2004年，长短期利率曾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飙升约300个基点。其中1994年的意外加息给许多毫无准备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如加州橘子郡(Orange County)的破产以及多家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重大财务损失）。
虽然我们并不预测出现这一情况，但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以防利率的快速上升——上升幅度甚至可能超过近期几次加息。一种做法是做好头寸的配置——如果所有情况都相同——以使我们能够从快速上升的利率中获益。由于我们目前已做好配置，如果利率上升300个基点，我们的税前利润将在一年内增加约50亿美元。但如果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增加的这50亿美元的利润应用于冲抵其它不利结果所带来的损失。虽然这一配置花费了我们一大笔当期利润，但我们相信有备无患，未雨绸缪总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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