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
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 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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