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已婚但未生育的女性提到，她在职场很难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抗击打能力，因为能“毁掉”一个女人的因素太多了。比如和客户应酬时，如果女人像男 同事一样陪客户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她的名声就会一落千丈。而作为人妻，这绝对会影响到她的家庭稳定。但不参与一些必要的交际活动，她的业绩又无法提升，从 而失去晋升的机会。她的女上司告诉她，即使她真的升职了，她也会面临诸多关于个人品德操守的负面评价，正如这位上司本人经历的一样。

另外还有一位父亲。他的女儿刚刚迈入一所名牌大学的大门，前途似乎不可限量。因此，他希望女儿将来进入职场后，能够充分发挥其潜能。但同时，他又不希望女儿只顾事业。毕竟，一个女人没有幸福的家庭，事业再成功，也让人无法欣赏。

现任Facebook首席运营官，也是《福布斯》榜上全球最具权势女性前50人之一的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2013年出版的《向前一步》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公众讨论。她在书中重点谈到女人在职场中遇到的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而她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女性完全可以拥有事业和家庭，只要她找到一位支持自己工作，“做好分担家庭责任准备”的人生伴侣。

而早在2012年，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就对桑德伯格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完美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提出质疑。她在《大西洋月刊》一篇名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 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得力’的丈夫确实可以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这个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是正确的，她们就 会继续这么做。”同样，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长时间工作，使其无法陪伴孩子的工作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陪客户出入 娱乐场所，有碍其名声的工作的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如果女性觉得辞掉工作去辅佐一位赚钱有道的老公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这一切都在暗 示着我们：“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即使女性愿意“向前一步”，她们还是会发现自己要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要比同辈男性大得多。

而“向后一步”如此轻而易举，如此合情合理，以至于如今大部分女性在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前仆后继，成功到争取女性工作权利后，并没有进一步向领导席位 进攻，仍是止步在一个男人主导的世界，就像桑德伯格提供的数据，“19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中，只有9个是女性；在全球所有议会成员里，只有13％是女性； 在大型公司里，最高管理层女性人数最多不过15%或16%”。

虽然桑德伯格在书中和演讲中不停大声呼吁女性冲破自我束缚，勇于接受挑战，但斯特劳则指出，在当前社会和经济架构下，女性面对的是无法调和的家庭与事业矛盾。真正的改变不能仅仅依靠女性自身。

那真正的改变在何处呢？我认为，桑德伯格和斯特劳等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性面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 盾，这个命题本身过于狭隘，以至于问题无法解决。她们所指的“家庭”是一夫一妻，有未婚子女的单核家庭，而大部分人对女性家庭的定义都是如此。我们听到的 多数父母对未婚女儿的期待都是：找一位男子，有合法婚姻关系，生育孩子。缺少任何一项，这个女人的家庭就是不完整的。“她”是一个天生有缺憾的，未完成的 拼图，而男人和孩子是让她成为一幅完整的画的关键拼图。

暂且不提这类“家庭”概念对女性的病化及弱化，我的问题是：如何定义那些同性恋女子的家庭，非合法婚姻关系中女子的家庭，未生育子女的女性的家庭， 或者没有婚姻并不准备有婚姻关系的女子的家庭？如果她们没有家庭，她们进入职场后，就不会遇到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吗？但这些人似乎面临的复杂选择并不少于已 婚已育异性恋女子。考虑到这些女性状况，“家庭”这个概念过于狭隘，我们不妨可以将命题扩大为女性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冲突。

我们对于“工作”的普遍理解是自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时代确立的八小时工作制，并集中到某一固定地点的工作。对职业道德的定义是严格遵守公司工时制 度，而用更多时间工作的人一般被视为专业、勤奋的员工，这无疑鼓励了更多人为争取职业晋升，牺牲更多个人时间，在公司待到更晚，加更多通宵，出更多差。这 种“加班狂人”的文化进一步分离了工作和个人生活，逼迫核心家庭中一位成人留守家庭，向另一个人的全职、超负荷工作妥协。而那个照顾家庭的成人往往是女 性。于是这个建立在没有互联网、没有视讯音频、没有移动科技的工业时代的工作体制和职业道德体系让工作成为男人的特权。或者说，它们最初的制定标准是针对 异性恋、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而100多年以后，有太多游离在这一群体外的人进入现代职场，科技也极大地改善了工作条件，这些制度和衍生的价值观是否还 适合当代人？

这样看，不仅是已婚职业女性被这个严酷体制束缚，还有更多群体面临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冲突，即使是已婚男性，也有平衡家庭与工作的需要。也许现在我们的命题可以扩大为个人生活与现代工作管理体制的冲突。

从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提出“生产中的物”与“生产中的人”到奥利佛·谢尔顿(Oliver Sheldon)再到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 Gregor）等一系列管理学大师都曾在本刊中提出过各自的理论框架。但从一个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与其建构一个二元对立，不如打破它，寻求各种突破体 制而存在的可能。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和个人的反思和行动。

首先，我们要反思女人的生活形式。是否一夫一妻并育有子女是一个女人“正常”的生活轨迹？是否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女人就是不正常的，或者不成功的？

通过和读者（包括男性）交流，我发现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对女人而言，和一个男人组成家庭并育有孩子是女人幸福的必要条件，而工作只是锦上添 花。只有事业，没有家庭或家庭不美满的女性是可悲的；没有婚姻关系或同性恋女人是怪异的。在当代社会，人们眼中幸福且成功的女人的轨迹是如此固定，这无疑 否定了其他种生活的可能性，并孤立了选择“另一种”生活的女性。连呼吁女性独立自主的桑德伯格对年轻一代的建议也是找一个支持女性事业的人生伴侣，之后职 业女性才有幸福生活的可能。 但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长期单身女性生活幸福的可能？有没有一种没有婚姻关系，有多个伴侣的女性生活幸福的可能？有没有没有子女的女性生活幸福的可能？ 有没有同性恋女性生活幸福的可能？有没有走出家庭，只顾事业的女性生活幸福的可能？

当然，我不是宣扬女性该抛开家庭，我同样支持愿意陪伴子女，放弃工作的女性。但这一切选择的前提都是女性出于自身意愿作出自由选择。我希望女性能够 看到并勇于追求幸福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将自己束缚在一夫一妻婚姻制的桎梏中，背着沉重的婚姻枷锁，努力去实现他人对好女孩、好妻子、成功女人、正常女人 的期望。我希望每个女性都可以遵从内心的渴望，而不囿于社会对女人的成见。

另一方面，我认为，商业社会中，组织对人的管理值得反思。对于“加班”文化和“更多时间，更多价值”的工作理 念，斯特劳曾犀利地指出，“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并不总意味着“价值增长”，同时它也不一定会改善出更优秀的公司组织”。2009年，摩立特集团的高级女性 合伙人，同时也是公司领导和实践方面的领军人物桑德拉·波查斯基（Sandra Pocharski）曾提到自己的真实经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曾长时间工作，加许多通宵，在华盛顿的两年里，我甚至还睡过办公室。把时间花在干劲更足的时候，无疑是成功职业生涯的一个标志。 回望过去，我得承认每次打算要晚归，就会让我松懈起来，比我平时更没效率，更不用说与那些为按时回家而尽力做完同样工作的同事相比。” 这也在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为何要牺牲更多个人时间做一些并不会产生多大价值的事情？为何不把“工作时间”的比拼转为“工作效率”的 比拼？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多职业女性就将受惠于新的工作体制和职业道德体系。她们将拥有更多养育子女的时间，而男性也有更多回归家庭的时间。这其实也体现 了商业社会对家庭价值的重估与重视，即“强制地放开工作，开辟家庭生活的绿洲”。

此外，在有电邮、短信、电话和视频会议等高科技手段的当代社会，我们离开固定办公地点已成为可能。“当技术已经 如此进步的时候，我们实际需要的坐班工作变得更少，而我们的工作文化仍停滞不前”。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电话会议远程沟通，这会极大地方便那些 父母之责与工作日程冲突的人，使他们得以兼顾到家庭与工作。这些新科技的应用是各类机构组织值得反思的，也是当代人须认识到并争取的新工作生活的可能。

最后，我想提一下斯特劳曾举的例子。她的犹太人同事杰克·卢有过安息日的宗教传统。这个仪式从周五日落开始，一 直到周六日落。杰克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住在纽约，所以每周五他都要早早地离开办公室，搭火车回纽约，好赶在日落前回到他的公寓。他周五日落之后 以及周六都不工作。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尊重他的信仰并且相信他会把时间安排好，即使是在有紧急工作的时候。

杰克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当前商业社会为个人生活让步的可能性。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间，那么商业社会是否也应为有照顾子女需求或 其他个人需求的职业女性让步？如果女性的个人生活选择更多，又有更多自由个人生活时间与空间，我们将看到更多跳出传统主流社会，享受“另一种生活”的女 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