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耐克、伟创力、华远等大公司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公益实践，给企业社会责任和NGO带来了什么启示？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黄英祺先生，3年前刚刚加盟伟创力的时候，对公司的人员结构着实吃了一惊：中国大陆的员工中，90%是外来工。作为伟创力亚洲区人力资源副总裁，黄英祺决定要为这些绝对的大多数做些什么。

    2007年5月，这家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开始资助北京一家为流动人口提供公益服务的民间组织——协作者，在北京、南京、珠海等地开展了反映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的图片巡展，并举办外来工自导自演的话剧巡演。黄英祺透露，今年年底，一个面向外来工的社区服务中心将在珠海开张，规划中的农民工大学也初具雏形。

    虽然很多农民工并不是像伟创力这样的跨国公司的雇员，但他们为跨国公司的订单工厂工作。“是全球化、供应链，把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打工仔紧紧联系在一起。”长期从事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富平学校项目副总监邢文毅如此分析。北京地产商华远集团，从2006年起与富平学校合作，开展面向外来工子女的员工志愿者活动。

    还有微软。比尔·盖茨曾有言云，对业已获利的大公司而言，“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2002年起，微软推出目标“让欠发达的50亿人享受到科技便利”的“潜力无限”项目，目前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微软利用其在软件、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在社区里成立学习中心，服务于当地弱势群体。2004年，该项目来到中国，项目的重点也集中到了因为技术能力不足限制了在城市发展的农民工身上。

  “我们的公益项目要和整个社会的热点问题结合，尤其是政府所聚焦的、着力要去解决的问题。”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说，“比如构建和谐社会。”

   虽然这些国内外企业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群体，但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则各有侧重，有的在于增强他们的技术能力，有的则重在提升他们城市化生存的“软实力”。

   消除数字和情感的双重鸿沟

   微软在“潜力无限”项目中体现出来的严谨和专业，一点不亚于它的软件开发能力。

   张烨，微软大中华区社区事务总监。来微软之前，她是亚洲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再之前在福特基金工作，更早些时候，她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十多年。张烨本人不仅是农民工问题的专家，更和从事农民工服务的政府、学界、民间机构有着长期的交往，并且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在微软，社区事务官员都和张烨有类似的背景。

    除了专业的人员配备，微软还从部门设置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做出特殊保障。据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介绍，微软（中国）有一个专门的企业公民事务委员会。这个由公司董事长、首席运营官、副总裁和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机构，负责对公司的企业公民事务进行战略规划、决策和资源支持。

    在微软，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分散到各职能部门，如给外来工开办社区学习中心的“潜力无限”项目由法律与公司事务部的社区事务部门执行；帮助农民兄弟学习IT技术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和培训偏远地区计算机教师的“携手助学”项目则由公共事务部负责。“如果把所有的企业公民项目放到一个部门，部门在人员和资源方面的压力都太大，”陈然峰介绍，“微软的这种平行式架构，更利于资源的分布式管理。”

    软件开发是微软的老本行，“潜力无限”项目的教材就是由微软设计师自己研发的，而到了各个国家还要经过复杂的本地化过程。陈然峰介绍，中国的教材要适应农民工的需求，比如教Word时，教他们怎样做简历，教Excel时，教他们怎么算工资，怎么做收支表。中国的教材本土化至今已经做了两次，投入数十万元。

   “潜力无限”项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它与社区的其他项目是兼容的，微软与非政府组织、其他企业、地方政府伙伴之间是兼容的。事实上，微软社区学习中心项目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非政府组织沛丰基金。

    立项阶段，微软专门邀请了第三方调研机构，包括清华大学和零点调查公司，对农民工流动情况、IT技术的学习需求，和项目的可行性做了调查和研究。而分布在全国14个省市的30个社区学习中心，更是由数十个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具体操作执行。到了项目的评审阶段，微软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为独立的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外部评审。“我们的项目实际是给各方搭建了一个平台，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校、当地政府、其他企业都在这个平台上有资金或人员、信息的投入。我们希望由更专业的机构来做更专业的工作，也希望创造一个多赢、共赢的局面。”陈然峰说。

    马孟英是在北京农家女校的月嫂班上参加的“潜力无限”电脑学习，以前觉得电脑是个很神秘的东西，都不敢碰，生怕碰了会坏。经过十来天强化学习，马孟英学会了打字、做表格和上网，她在雇主家上网查如何更好照顾新生儿，制作菜谱表格，她在给学校打电话的时候自豪地说：“雇主很看得起我。”

    陈然峰认为，微软的培训只是一个计算机入门，如果有些外来工通过学习，发现自己擅长或者很感兴趣，可以去进一步学习，那么他的职业发展道路就找到了。但对大多数参加培训的学员而言，项目更重要的作用是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和微软相比，耐克利用体育运动开发流动青少年潜力的外来工项目——“让我玩”，虽然没有多大技术含量，但是它以一种轻巧的“玩”的方式，通过体育运动来帮助流动儿童建立自信，学习合作，理解规则，锻炼解决冲突的能力，以使他们能更好应对融入城市生活的诸多心理难题。

    在华远的志愿者活动中，华远的员工带领这些城市建设者的孩子，参观由他们父辈参与建设的华远首府和国家大剧院。华远的建筑师带领孩子们参观大楼的心脏——中控室，告诉他们一座大楼如何运转，讲解观光电梯的原理，像人的睫毛一样的遮阳板又是做什么用的。即使只有一天的时间，志愿者们也能欣喜地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孩子们早上出门前都是怯生生的，往别的小朋友身后躲，看到志愿者又害羞地跑开。志愿者们用拥抱、拉手等亲密的动作，和他们亲切地交谈，等到分组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能够自信地在镜头前摆Pose，还主动给志愿者阿姨分果丹皮。

    对于企业而言，公益项目可能很难对企业本身的组织结构产生什么影响，更无法直接促进经济收益，但对于员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伟创力的管理人员在看了外来工自导自演的话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后，眼里都含着泪花，“这对他们感受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更好地在工作中理解他们，为他们服务都有好处。”伟创力人力资源副总裁黄英祺表示。

    为鼓励员工参与公益活动，微软每年给参加志愿服务的员工设三天的带薪假，但事实上很多员工都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加公益活动，很少使用该假期。

   “企业+NGO”模式

    微软之于沛丰，耐克之于儿基会和救助儿童会，伟创力之于协作者，华远之于富平，在这些公益项目中，无一例外，企业都与一家或一家以上的NGO结成了合作伙伴。因为公益毕竟不是企业的主业，要把公益真正做扎实，还要与专业的公益组织合作。这已成为《中国企业家》采访到的各家企业的共识。

    NGO在做公益项目时有些什么优势？以华远的志愿者项目为例，合作方富平学校在2005年底创办了“企业公益伙伴网络”，帮助像华远这样的企业更好地制定公益战略，促进员工参与，进行公益创新实践，进而实现企业公益的专业化发展。如今这个网络平台上已有摩托罗拉、壳牌、惠普等30多家企业会员。

    富平学校不仅有自己的社区资源，知道去哪里找到企业希望帮助的对象，更承担了前期项目考察，志愿者培训，项目中组织协调、过程记录，后期活动评估等重要工作。“前期我们要做三方面考察，包括企业领域、志愿者兴趣、社区需求等，”富平学校项目助理赵英杰介绍，“志愿者培训也非常重要，帮助不同的服务对象需要不同的心理准备和知识技能，最简单的，扶盲人过马路，如果没有培训基本每个人的动作都是错的。”

    如何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微软社区事务部的项目官员周佩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微软的公益伙伴分为一级合作伙伴和地方合作伙伴，一级合作伙伴一定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我们还希望通过项目促进非营利机构的能力建设。”周佩说，“我们的合作伙伴首先要有很好的声誉，良好的记录，有一个团队能执行好项目。再者他们扎根地方，有良好的社区基础和网络，同时和地方政府、其他组织有着很好的沟通并获得多方支持。而地方合作伙伴一般由一级合作伙伴去找，有草根NGO，也有的是半官方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这两种伙伴有着各自的优势，草根组织工作非常细致到位，地方政府部门则往往有较好的资源和行政力量，项目影响会更大。”

    一开始谨慎选择合作伙伴，有利于项目进程中双方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罗兆红是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校长。成立十多年的农家女学校是北京最知名的NGO之一，因此资助学校发展的企业和机构众多。但罗兆红对微软还是赞赏有加。“他们不只是提供资金或者设备，更是很好的伙伴，经常保持和我们的沟通，为我们提供指导，并且在具体工作中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

   “微软邀请我们去开会，一起讨论项目的设计、筹备工作，教材的改编。参加会议的还包括微软的其他合作伙伴，有的项目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微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经验的平台。”

    据富平学校项目副总监邢文毅的观察，企业与NGO的这种合作这些年确实日益成熟，“NGO原来能力较弱，社会影响力更小，让一个跨国企业去和一个草根组织合作，都很难在一个语言系统里对话，所以那时候好像总看到NGO在追着企业要钱要资源。可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NGO的能力和公信力也有很大提升，很多企业也成立了社区事务部或社会责任部门，与NGO对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