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荣毅仁先生当年的办公室，没变过。”62岁的孔丹从硕大的办公桌背后绕出来，大步流星地迈向我们。京城大厦8层的中信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除了诸如与导师吴敬琏和与几位国内国际的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外，几乎找不到张扬主人个性的陈设。

太容易辨识出孔丹身上的党员气质，连与他最贴近的秘书也称他作“孔丹同志”。他称得上是“红色贵族”，也是新中国最早一轮商业国际化尝试的拓荒者。从1984年起，他先后在光大、中信两家带着“红色资本”印记的央企里担任要职；25年后的今天，他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国有大型跨国企业中信集团的第四任董事长。

但某种意义上，这位先锋又有着超乎寻常的保守与低调。无论是在光大集团的16年还是中信集团的9年，他几乎从未接受过外界的专访。

“为什么低调？我不太追求这些。我青少年时期就被历史推到过风口浪尖，短短几个月后又被打入谷底，我的家庭遭受了摧残式的迫害，随后又一步步进入企业跟市场。”他略略侧身，坐在平整得不带一丝褶皱的沙发上，收敛、自持，即便是走回记忆深处也语淡如茶，情绪里听不出波澜。“经历了这么多，什么都可以平淡地去看待。”

我的父亲母亲

1966年12月21日，孔丹的母亲受四人帮迫害饮恨自杀，被送北医三院抢救。两天后的23日，孔丹刚从抢救母亲的医院回到家里，就被闯入的六个警察抓了起来。同一天，父亲也被隔离监禁，而母亲就在当晚抢救无效去世，而他在四个月后出狱时才得知此事。关于出狱的日子，他的铭记方式也很“红色”：“我出监狱那一天，1967年4月22号，是列宁的诞辰纪念日。”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曾任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白区和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部长、总参顾问等职；母亲许明则是周恩来亲自培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一个纯正的红色家庭顷刻间家破人亡，但为何没有使年仅19岁的少年性格走向极端？

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当时，高级干部都讲不搞特殊化，坚忍、清贫、追求理想、淡泊名利这些素质，基本上就是个人对自己的很自然的要求。我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对我在北京四中的学长俞正声访谈，他说他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他说，“他们给我留下了最好的遗传”。我非常有感触。我父亲在“文革” 中坐了七年监狱，67岁才出来，语言能力都有点障碍了，但他恢复工作能力后，为党工作一直到去世，可以说是百难不移其志。我母亲又给我另外一种影响，她的父亲是个清末的知府，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所以她受到的是清高节操的传统教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给我的影响，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动摇，不妥协。

我受的教育也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为国家事业去献身的理想典型，在整个学生时代，我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是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1965年以全国第一批中学生身份入党，这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

文革这场斗争，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是普遍的。当然在我身上有个性化的特点，就是它比较集中，压力比较大。但回过头看，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冲击已经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经历学生领袖、被迫害，上山下乡……经历的比较多，也就有了自己内在的不为所动，生离死别也好，巨大的冲击也好，都可以平淡的去看待。

“位卑未敢忘忧国。”40年后，孔丹坐在我们对面说，“这种意识对我们来讲很难挥之而去。”即便是在被历史离弃与放逐时期，他也始终期待着某种尽释前嫌式的回归。

19岁的孔丹在四个月的牢狱期里仍坚持学英语，出狱后又怀着雄心大志主办了三期《解放全人类报》。在1969年初起为期四年的陕北插队生活中，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诸如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农民经营体制从公社一级所有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一种进步，他向执政者谏言道，农民的积极性还是不行，农村还需要进一步改变。

在陕北延长插了四年队，我也没有觉得苦。虽然吃不太饱，但那是一个很好的跟最底层人民接触的机会。这在平常是不可能的。现在回过头看，这是代价，也是收获。我们这一代人的顽强精神、与人民沟通的能力、和人民的息息相关的感觉、感受，都是在这个上山下乡经历中得到了好处。

所以一开始，我走的就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通常的发展路径，也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一样。有人说他们是所谓的“草根”，可能是说他们来自社会底层。而我和一些现在在企业界的老同志后代，包括现在中国航空集团任总经理的弟弟孔栋，则是有些成长背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生长的自然而然的根基，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1975年，孔丹回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负责翻译一些外文资料，由此积攒了对宏观经济的兴趣。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成为吴敬琏的开门弟子。为了通过入学体检，他拒绝在入学前做治疗胃穿孔手术。1981年，他被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选中成为秘书。完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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