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企观

1984年，孔丹放弃安稳的仕途，谢绝导师吴敬琏让他回到理论界的邀请，不顾朋友“前途未卜”的劝阻，加入组建不满一年的光大集团。

在父亲多年从事外事工作时，孔丹就对一些出于政治需要的对外经贸活动耳濡目染，而1979年成立的中信、1983年成立的光大，是中国以对外技术、设备引进为起点的市场化尝试，这种有别于传统体制的、全新形式的企业唤起了孔丹的创新冲动。

到1984年面临选择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当时我要去光大，有朋友就跟我说：“你去那个地方前途未卜，看不清楚啊。走仕途呢，只要努力认真，你孔丹也不像会犯什么错误的人，你就总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发展。”

但我觉得去光大这样的机构是一个走不同于传统的、探索新型道路的机会。我想要尝试一下。

小平同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老工商业者能发挥作用，他们曾经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里面经历过。小平同志借鉴他们的声望、经验、能力、知识，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做一种尝试。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走了很远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信、今天的光大，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对荣毅仁、王光英两位老人都非常地尊崇，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他们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从创新意义上，光大、中信跟百年前的招商局这样的官商机构似可类比。清末实际上是闭关锁国的一种状态，整个国家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夕，也是这么一种封闭的状态，缺乏真正的对外交流，经济、文化、思想，都相当封闭。从这个角度看，中信和光大也具有当时招商局式的开拓性，堪称百年尝试，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口，改变保守、改变封闭，去做传统的突破口，但背景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我们走的路是中央给我们指明的、具有实验性质的、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国有企业的路。现在这种经济危机下，抵御经济风险、抵御周期波动，国企发挥了重大作用。我现在听到个别人批评国企的一些言论，觉得他是在做不公正、偏激的攻击。即便在这轮危机中，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他却把这种努力归结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浮躁”。这对中国国企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到国企的进步。

他认为，国企就是挑大梁的，承担的责任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而民企，“那是我们的兄弟。”当被问到怎么看待在经济危机后呈现出来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成长的体制天花板时，孔表示：

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要珍惜中国经济现在特有的机遇。民企应该谋求适合自己发展特点的领域。

我心中从来没有看低过民营企业，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探讨其空间。比如说加工业能够大量的吸收劳动力，很多服务领域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么多人就业以后，才能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民企有顽强的生命力，风生水起已蔚成半壁江山，应该也可以与国企各领风骚，还可以以资本纽带与国企联接。

中国有这么一个长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可以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发展。当然中小企业发展肯定有困难，像中小企业贷款资信问题——中信集团可以靠信用融资，但中小企业拿全部资产抵押可能还不行。这些是从宏观到微观都要解决的问题。

在市场里学习“游泳”

跟孔丹强烈的精英意识貌似形成矛盾的是，他又本能地回避他所执掌的企业的国有身份所能提供的便利，而返身去追求更独立、更市场化的存在。这在他2000年加入中信集团后展露得更为明显。

这种独立认知，源自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组建光大与中信的出发点：在1950年代成立的国有企业群体之外，中信没有长安街大道可走，需要去尝试别人没有走过的“煤渣胡同”；在已经被其他国有企业分走的行业领域之外，光大负责拾遗补缺。

“中信、光大创办的时候，国家只是指了一个方向，让你开拓创新，但具体怎么做，要你自己领悟。”顶着外汇体制、贸易体制的限制，孔丹亲历了光大从对外贸易到产业投资再到金融服务业的多元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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