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企业家朋友，由他的日子难熬就有想到了功成身退这句话。

企业做大了，一定要学会从权利上往下退，他下边机构很全，下属几家公司都有总裁，人才也不少，但是几乎权利还都在他一个人手里，与我认识的另一位企业家说过的当了董事长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印象，他的绩效就没有好过还忙的要死。没有合适的人，别人帮不上他是主要原因。

现在市场经济发达，是专业化时代，真正送到面前的很会炒做的的人物可能不一定是合适的，太商业的环境使很多人静不下心，市侩式人物和蒋干似的人物也不少，真正智囊式人物、有大智慧的人物在现在仍然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资源。现在的企业家生长的环境往往使他们妄自尊大，觉得很了不起，作成了个大企业成了他们判断自己成功的唯一标准，而很多有智慧的人又有着士大夫的臭架子，这其实造成了在智慧对接上的困难，所以，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状态，一些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包括很多知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还是游历于经济的大潮流之外，就象过去的士阶层永远依附于统治阶层一样，当皇帝的永远是刘邦、朱元璋似的草莽英雄，而士阶层因为清高、因为甘居非主流的地位，往往退居幕后，甚至与整个发展的时代脱节。这些隐藏在表面喧嚣背后的人物往往富于智慧不去清高的投靠归顺，好象有违于独立精神，而那些熙熙攘攘的逐利炒作之徒往往让人反感又不值得信任，而很多不合时势士人的策略失败以及落魄，反而更让一些企业家们更为自大和助长了这种自大。

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企业家替代办法是建立和学会使用董事会的力量，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是制约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智囊式的组织构成形式，尤其是独立董事的设置，运用好了就相当于组成了自己的参谋机关，带兵打仗都知道参谋机关的重要，做企业很多人却忘记了自己其实也需要一个智囊机构。在西方企业，董事会的角色是负责组织执行机构和制定策略和下达指令，是所有权机构，而执行则是总裁及职业经理人的事。这种企业结构对中国很多企业未必合适，因为中国大部分企业的结构、尤其是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结构往往是一个人的董事会，多股东的企业容易因为股东多而死掉是国内企业的现实，所以，一个虚拟的董事会对很多企业来说是必要的，也是企业家建立自己企业智囊结构的和运用的技术手段，对企业家来说，能够做出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意味着权利的可分享，这里，独立董事的选择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还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企业高层、外围朋友、企业股东组成的战略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定期召开战略研讨会议，这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智囊组织形式，它可以避免完全依赖外部智囊犯不了解情况的决策错误，又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高层团队，它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如果君不明，它的制约作用很有限，如果做成它的动机仅仅是一个门面，最后它的作用也不过是企业家多了一个附和拍马者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我跟身边的企业家讲，他们需要的是朋友、是圈子，哪怕是拉一个不相干行业的老总做朋友也行。为什么？因为只有朋友和没有相关利益的人才能给予真正的忠言和教益。做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避免孤独和陷入孤独，这是人类心智的大敌。企业家很多同行是冤家很少来往；而发达之后，苟富贵勿相忘的心智模式是很多人其实是失去了朋友；还有，他们被告戒不能和下属交朋友，很多负面的因素让他们止步；另一方面，他们很多没有时间去做与企业无关的事情，去接触与企业无关的人，所以，孤独是常态，对孤独的企业家们来说，孤军奋战是危险的，君不明很多时侯都是因为孤军奋战，自大和孤傲也是如此。

我常感叹在中国作企业家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文化系统好象与做企业家是矛盾的，企业运做本来是一件很理性的事情，但因为我们文化的随意性，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不开放性，所以又特别需要有智慧，特别需要慎独的智慧，所以，也特别需要企业家建立自己的智慧性结构，我看了关于黄光裕的报道，当时很想写点东西但又觉得无话可说，因为这是国内企业家死掉的常规模式，三十年来，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倒掉，你还能说什么，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后边还会有很多企业家这样死掉，我们可能还得感叹下去。

我们应该感叹的是权利的诱惑以及权利分享的艰难，当然，还有文化。功成身退的道家智慧被庄子弄得太花哨，后世的人有点无所适从，与强势的、表面的儒家进取之道形不成均势，至少在权利制约上文化是阴阳不平衡的，阴阳不平衡就一定会出毛病。

从这个角度讲，庄子潇洒归潇洒，但不是个好弟子，老子的智慧被引到了逍遥归隐的窄路上，没什么弹性深度的儒学就大行其道，自此，中国文化就阴阳失调了几千年，每一次昏庸的专制者带来的结果不仅是自的倒掉，更带来政权更替的血流成河。

在中国做企业家也受制于这种文化的不平衡，说句实话，我对很多人能突破这种文化失衡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