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蒂因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她的企业并不大，以现在的眼光看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规模的企业，但却在激烈的竞争和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存活下来，最终成就了国货名牌—绿宝金笔。汤蒂因的事业在建国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短暂辉煌，但很快就加入了公私合营行列，尽管仍在从事管理工作，但不再是资本家的身份了。
汤蒂因1916年生于上海，其父很早就从苏州到上海做生意，小有成绩，家境曾经尚为宽裕，儿子汤蒙锡、女儿汤蒂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来其父在外面有了女人，便抛弃了妻儿。汤蒂因兄妹和母亲的生活一下子没有了着落。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汤蒙锡冒险跑单帮，高小文化的汤蒂因则去报考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店员，那时她只有14岁。和煤炭大王刘鸿生早年做销售员的经历相似，14岁的汤蒂因也是一个手勤脚勤嘴巴勤的好伙计。汤蒂因天生好强，为了熟悉行情和各个牌子的金笔的性能，她四处拜访行家，了解市场和制笔的过程。由于懂得产品知识，服务态度又好，三个月试用期满，汤蒂因被破格升为门市主任。
做了门市主任的汤蒂因，除了关注金笔柜台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熟悉店里所有上千种文具的性能和价格。汤蒂因的耐心和热情很快得到了顾客的信赖，团体、机关、工厂、铁路等大客户也随之而来，营业额不断上升。汤蒂因意识到，店员和顾客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以钱易货那么简单，服务周到必不可少，熟悉进货、销售等各种渠道，以及和各同行商店、厂家之间的关系往来，也是门市部主任所要下功夫的。以前门市的布置是由老板每月花四十块大洋请一个白俄来做的，汤蒂因认为其中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她带领店员主动向老板提出，不要钱自己来布置，很快，橱窗里拉起了彩灯，在彩色灯泡的闪烁下，橱窗里的文具格外醒目，引得行人纷纷驻足。同时，汤蒂因嘱咐店员姐妹们，每天记录顾客来买而店里又缺的商品，然后集中分析，调整进货品种和数量，并增设特价部，将积压滞销的货物减价出售或者买二送一。1932年1月，老板提拔汤蒂因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从此她便和老板面对面办公了。后来，老板甚至把进货的签字权也交给了她。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原来老板想纳她为妾，得知老板的企图后，汤蒂因辞去了这份看似不错的工作。
汤蒂因在家里办起了一家小店，挂起了“现代教育物品社”的招牌，从事文具批发。弄齐开店用的图章、信封、信纸后，汤蒂因便把业务搬到家里，她将好销的商品价格单开得比益新低些，然后寄发给全国各个用户，客户可以通过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来邮购，这和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创业时的做法异曲同工。用户见现代教育物品社的商品价格便宜，纷纷来函订购，汤蒂因让哥哥负责进货和发货。某种意义上，汤蒂因做起了“网商”。
不成亲，反成仇。益新的老板不会坐视汤蒂因的成功，他向全国各地用户发布通知，说上海最近有一家行骗的文具批发店，请勿轻信，如果上当，概与本店无关等等。同时，进货渠道也接到了益新的通知—凡是和现代教育物品社做生意，就不要和益新往来。小一点的批发商便不敢和汤蒂因合作了。汤蒂因并没有退缩，她根据在益新的经验，对信誉可靠的客户，采取放账的方式，只需寄来购货单，货到付款。这种略带冒险的举动为汤蒂因赢得不少客户的信任，很快收到大量的购货单。她便把购货单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到上海规模最大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批发商品。这些文具店规模大于益新，对益新并无顾忌，有生意就做。上下游渠道疏通后，汤蒂因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去厂家进货。汤蒂因以前给厂家的印象是不拿架子，不受礼请，乐意为厂家经销推广新产品，名声很好。见她的公司周转起来，便纷纷和她合作，有的先把新货发给她，有的甚至允许她两个月后再付货款。
现代教育物品社经过三年的经营，员工从六人发展到十多人，从独资公司变为合伙公司，扩进了胞兄汤蒙锡、益新批发部主任、鼎新教育用品社老板、新记制本厂老板、京沪铁路管理局供应处处长等人各五百元，汤蒂因出资两千元，共合资五千元，由于自己太年轻，为了赢得其他股东信任，汤蒂因聘请原益新文书乐厚柳担任经理，自己做协理。
好景不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汤蒂因的文具生意陷入困境。彷徨中，得到挚友毕子桂在昆明担任生活书店经理的消息。1938年6 月底，汤蒂因带着两个职员先到香港，经越南海防，前往昆明。毕子桂所在的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开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合作企业，是一个由进步青年构建的组织。汤蒂因在毕子桂的帮助下，在生活书店不远处，租到三层楼房，挂起了“上海现代教育物品社昆明分店”的牌子。她依着以前在上海发邮购单的做法，很快便在昆明打开了局面，并帮毕子桂代销过违禁的进步书刊。尽管和毕子桂互生好感，但商人逐利的理性和进步青年的感性最终未能合并在一起。更不幸的是，在汤蒂因第三次从上海赶往昆明途中，毕子桂死在手术台上。他在进行盲肠炎手术时，敌机轰炸，昆明被迫停电，毕子桂干躺在手术台上，去世了。不久，日军占领越南海防，汤蒂因运到海防的货物也全部丢失了。心灰意懒的汤蒂因回到上海，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日军进入租界，汤蒂因所有生意路径皆被截断，股东对海防的损失大为不满，要求撤资散伙。汤蒂因好合好散，将存货折价付款给各位股东，从此独立经营现代教育物品社。此时，她已无资金，全靠向钱庄借贷和朋友帮忙维持。
之后，不服输的汤蒂因去陪都重庆寻找出路，在重庆卖出了一些货，但遭到国民党要员敲诈，只得重回上海。由于入川的要津已经沦陷，铁路也中断，汤蒂因等人只得混在难民队伍里，辗转跋涉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重庆的货款也到了，伪政府当局新制定了一条规定：储备票以五折兑现。汤蒂因玩命赚来的钱，白白损失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