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能介绍一下您在亚洲的工作，以及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吗？

WILLIAM：30年以来，我和妻子常去中国。我们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权利转移时期——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月之后，华国峰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当时的中国人总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在街上游行，但是不能进行自由的商业活动，因为所有的活动都以游行为中心。在我就职于斯坦福大学与斯坦福研究院（SRI）的时候，我还在做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1981年，我与一个朋友共同促成了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在杭州的召开。目前，我是浙江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名誉院长，我一直忙于中国的相关事务。

价值中国：我了解到您经常在国外工作，特别是在亚洲地区。您一直在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技术政策，并且在当地进行一些实践。

WILLIAM：不仅在中国，我还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工作，在印度尼西亚也做了一点工作。我与当地政府合作，帮助他们发展技术政策；与企业家合作，在韩国，是帮助他们为年轻企业家开展一些教育项目，在中国，则创办了许多工作室，为企业家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怎样创办一家企业、拥有什么资源、有几个步骤等问题。

价值中国：通过在亚洲这么多年的工作，您有哪些好的实践与建议可以与读者分享一下呢？

WILLIAM：对高科技的发展来说，我认为教育，特别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教育非常重要。虽然高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在税收、知识产权、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些良好的政策，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高科技的教育经历。高科技的发展依靠的是高水准的大学教育，一个高水准的研究型大学对高科技群的产生是很重要的。

价值中国：韩国一年有6万名工程师从学校毕业，其数量与美国相当，虽然韩国的人口只是美国人口的1/6；而中国一年的毕业人数则有70万之多，据预测，到2010年，世界上将有90%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来自亚洲，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WILLIAM：当然，这些数字很重要——工程师或者科学家的数量，对技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了解的不仅是这些数字，还要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了解哪些是有价值的信息，而哪些不是。例如，在中国70万的毕业生中，包括了许多专科类学院的毕业生，而在美国，这些人不是被包括在高等教育人群之中的。回到建设高水准大学的问题，直到现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还没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他们必须向国外学习，因此，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数量，更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研究型的工程师，通过他们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

William F. Miller简介

著名商业策略大师、技术思想家William. F. Miller博士，现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主席、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他曾任斯坦福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以及Borland软件公司CEO。——斯坦福大学以硅谷的发源地而闻名于世；而Borland公司则是著名的C程序语言的发明人。——他的职业生涯，大约一半在学术界一半花在商业界。1956年，米勒博士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以应用数学部门的主任的职位来到硅谷。当年他刚刚获得了普度大学的物理学他的博士。在国家实验室，米勒博士进行在基本的原子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从那里开始了现在被叫为“计算科学”的早期工作。之后，米勒博士帮助在斯坦福筹建了计算机科学系，和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在1968年，他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风险基金之一Mayfield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