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这样的‘富二代’很多，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又怎么能够懂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但在毕业之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一个像样的房子的‘蚁族’们承受的压力呢？”阮月说。像阮月一样，很多人认为，英子的言行并非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富二代”这个社会群体的问题，有网友将此称为“问题富二代”。

　　由于法治、利益制衡的缺失，加上早已出现的文化断裂，导致“富二代”产生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理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近年来，“富二代”频频言行出格，引来网络乃至现实社会骂声一片。

　　不久前，江苏省南京市奥体中心北门一带，一伙“富二代”车主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疯狂飙车，让附近小区的居民不堪其扰。当地媒体记者实地采访时，“富二代”扬言要拿钱砸死记者。

　　再往前追溯，2009年，“富二代”胡斌在浙江省杭州市闹市区飙车撞死大学生一案，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占据公众视野，引起几乎是全民的愤慨。同年发生的“富二代”斥巨资征婚闹剧中，要漂亮、要气质、要贤惠、要学历等征婚条件一出，招致网友一片鄙夷之声。

　　“飙车”、“炫富”、“打人”……种种以“富二代”为主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飞扬跋扈”、“恃财傲物”、“精神贫乏”成为他们的代名词。

　　很多人不禁对此发出感慨：“富二代”到底怎么了？

　　有人认为，“这些富家子弟，财富带给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父母的溺爱导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争相炫富，藐视法律，无视生命，以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的”。

　　社会学者袁岳曾表示，中国的“富二代”们有五种表现：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比较张扬；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劲松认为，“富二代”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另外，人文教育不足也是一个原因。目前的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普遍缺乏人文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有的教育方式甚至过于急功近利。

　　在媒体工作的程力一直关注“富二代”群体，他认为，“富二代”的炫富和笑穷，根子上的原因就是社会本身的法治缺失、人文缺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楯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于是造成贪腐和堕落并存的局面。” 李楯认为，由于法治、利益制衡的缺失，加上早已出现的文化断裂，导致“富二代”产生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理。

　　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不动产制度，只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并落到实处，才能让公民知道怎么行使权利，怎么尊重别人

　　在北京工作的张力峰博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其实大家气愤的不仅是英子的嚣张，更多的愤怒来源于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贫富差距大、穷人乃至普通人的权利保障不够等问题。”

　　“说到底，‘富二代’的笑穷甚至仇穷说明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公民性，他们很少考虑到跟自己不同利益的人。”李楯分析道，“这是因为‘富二代’的财富来自父母，一些父母缺乏一种好的‘身教’，给他们子女的信息是，只有不当的行为才能获利。而目前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也加剧了他们这种优越甚至侥幸心理。”

　　陈劲松认为，目前的社会需要加强道德人文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保障方面进行完善，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要缩小贫富差距，一定要将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才符合公民社会的构建。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具有缓解、淡化、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并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利益制衡。”李楯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进行社会改革，在涉及到财富的问题上，目前亟待启动的是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不动产制度。因为所有权延伸出来的权利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共同的根基，只有做实这些东西，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并落到实处，才能让公民知道怎么行使权利，怎么尊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