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一家：攒够钱回长沙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专家视点
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大学生就业将向下流动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每个人须接受社会角色调整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比如一个城市就不能排斥农民工群体，而是用种种手段让他们有通过努力而进入的条件。”郑梓桢认为，推动社会流动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这是在给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基础。
“对于大学生而言，必须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如果过去没有，就现在开始培养。国外也没有大学生一毕业就能买房子的，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调整。调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生活会变得不如意，但不能指望马上被解决，我们只能说朝着改革的方向努力。”郑梓桢认为，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群体现状
高智并群居着
“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有许多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主要聚居地是国内各大城市。
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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