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组数据：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已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数字触目惊心。而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种“收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让世界瞩目，GDP节节攀升；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源消耗速度、环境污染程度同样令世界刮目，居住环境正日益恶化。为了GDP的连年飙升，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在中国的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获得的。我们的生存空间正一点一点被昂扬的GDP蚕食。

要GDP还是要环境？这原本不应该成立的问题，如今却成为我们最艰难的抉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的，认为只有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这一条道。于是，我们盲目追求GDP，而置环境于不管不顾，甚至以人民的健康、生存空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为的只是享受那虚无的数字游戏带来的快感。

昂扬GDP背后血的代价

7月中旬，又一起污染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国内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旗下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据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就约达378万斤。

铜矿渗漏，殃及池鱼。周围的居民会不会也有“铜中毒”的危险？对此，该矿所在的福建省上杭县防疫站副站长傅卫国说，鱼对水中铜含量的要求比较高，当达到0.1毫克/升时，鱼就会出现中毒甚至死亡的现象；而铜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即使饮用水中铜的含量超过1.0毫克/升，也仅仅会令水出现一点点颜色而使人厌恶，但不会引起人体中毒。

傅卫国副站长很幽默。按照他的逻辑，当地群众还应当感谢污染企业给他们“补铜”才对。事实上，正因为铜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所以不能过量摄入。铜作为一种重金属，在人体内很难代谢，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因而长期饮用铜元素超标的水，很容易导致人体慢性中毒。所以，傅卫国副站长不可乐观过早，更不能轻易下结论，有没有问题，还得从长观察。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不是个别现象，毒倒些许小鱼小虾也还算是轻的，近年来，各地恶性污染事件频发，噩耗不断传出。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

2009年8月，陕西东岭集团冶炼公司排放的铅，造成山西凤翔县两个村庄615人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

东岭事件爆出数天后，湖南省也爆出一起类似事件。湖南省武冈市一家冶炼厂造成附近1300多名儿童铅中毒，受检的近2000名儿童竟有七成血铅超标。

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中毒事件不断发生，上述两起事故不过是冰山一角。

此外，日益污染的环境也导致部分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近年来，我国肝病和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环境污染。水污染与肝癌发病率上升密切相关，而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医学研究证明了的。”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对《新财经》记者表示。

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本应该给人们生活带来福祉，如今却正在挤压人们的生活空间，甚至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于是，有人将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描述为“带血的GDP”、“黑色GDP”。听上去很刺耳，但这是事实。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尚未引起社会、政府的足够重视。警钟尽管长鸣，但却看不到可能改变的迹象。

从沿海到西部 污染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三十多年，也是污染大跃进的三十多年。而且，哪里先发展，哪里就先污染。中国经济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发迹，污染也从那里开始。珠三角、长三角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率先昂头，与此同时，污染“成效”也很显著。珠江污染了，长江污染了，太湖污染了，2007年夏天，太湖蓝藻泛滥导致江苏省无锡市“饮用水危机”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如今该轮到西部了。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会议系统总结了西部大开发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需要提醒的是，有关部门在统计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忘了算一算污染这笔账。

对于西部发展而言，过去的十年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开发将往纵深发展。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变，污染模式也将照旧。广袤的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经济发展能量的同时，也必须做好污染蔓延的准备。很多人对比表示担心，比如季铸教授。

季铸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西部大开发=大卖地=大污染=大破坏”。中国西部生态十分脆弱，三十多年来，中国西部的资源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今天，中国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从中国东北和东部的大开发历史看，所谓大开发无非是出卖土地建工厂、卖房子，大开发变成大卖地、大污染。东北完了，东部地区从珠江、深圳河到黄浦江、海河全部污染，未来全面承接东部污染产业的西部地区也将重蹈覆辙。广西南宁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经被地方官员折腾得严重污染。以往，各级政府是土地和环境的保护者，如今，各级政府成了出卖土地、破坏环境的驱动者，无人能阻，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就是大开发=大卖地=大污染=大破坏。十年，中国西部彻底完了。决策者只想摘今天大开发的果子，却不顾十年后破坏的结果。

“东部污染了，还有水稀释，西部连水都没有，问题会更严重。一旦重庆污染，长江会全军覆没。”季铸说。

“按目前的发展情况，您预计，多少年后，长江沿线就真的没有水喝了？”记者问。

“不是说多少年以后，我们现在就没有水喝了，不是因为水量不够，而是没有干净的水。如果我们用东京的水标准，中国没有水喝。长江污染了，黄河污染了，包括近海大概75%都已经污染了。污染没有轻重之分，说五度污染就很重，三度就不重吗？杯子里掉进一个苍蝇和十个苍蝇是一样的，水反正都不能喝了。”季铸回答。

污染也是GDP

说政府一点儿都不关心环境，显然有违事实。从全国“两会”到地方大小会议，环保问题俨然是热门话题。这是政府屡表决心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再承诺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能减排”，但似乎也是政府言行不一的地方，往往说的比做的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出现的很多污染事件，且不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调查，负起监管责任；就是群众前去反映，他们也常常是听罢而已，不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很多时候，只有等到群众使用暴力方式进行群体抗议，政府才不得不重视和处理，因为事件一旦闹大，很可能威胁到头上的“乌纱帽”。上述山西和湖南儿童铅中毒事件就是例证。地方政府对群众生命健康的漠视，比环境污染本身更可怕。

当污染事件涉及到某些企业，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有重要贡献的企业时，地方政府在处理时往往显得不够果断，致使很多企业一犯再犯。

比如紫金矿业，事实上，这次渗漏事故并非头一遭，可以说，它已经是“污染惯犯”了。

去年4月25日，紫金矿业位于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的东坪旧矿尾矿库回水系统发生泄漏事故，引起部分当地居民呼吁“坚决取缔这个矿”；同年年底，福建龙岩市环保局连收到两封投诉信，直指“紫金矿业污染武平下村村矿区水源非常严重，池塘的鱼都死了”；今年，紫金矿业更在5月底国家环保部公布的《通报批评公司及其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环保问题》中成为11家被通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旗下多达7家企业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环保问题（当中便包括紫金山铜矿）。

问题存在，企业依旧存活良好。原因何在？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以紫金矿业注册地、紫金山矿床所在的上杭县为例，其200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0亿元，其中，矿冶产业实现产值14.2亿元，高达71%的比例凸显出矿冶业对该地工业的支柱作用。而彼时，位居福建大中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效绩“十佳”之首的紫金矿业，当年上市资产的主营收入便达152.57亿元。而且，当地政府与公司的接触颇为密切，上杭县原副县长郑锦兴曾在2006年8月至2009年6月间，任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随后从公司辞职后再赴任同市的武平县任副县长直至今年。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类企业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地方GDP的重要贡献力量，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力保它们，哪怕是重要的污染源。如此这般，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屡犯屡不改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上级考核政绩的核心指标。正如郎咸平所说：“地方政府会在乎污染吗？污染无所谓，来一个污染，GDP就上升，污染能创造GDP。如果污染搞坏了怎么办？就治理，这多好啊。所以，下任官员一上任就会发现GDP大幅度上升（治理污染也是GDP，所以，官员不怕污染）。我们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考核，基本上是以GDP为纲，这是必然结果。”

未来怎可期许

紫金矿业这次事故发生后，上杭县副县长蓝富雁表示，县政府已经向紫金矿业发出通知，责令紫金山铜矿立即停产整改。既是整改，很可能不久又会重新生产。企业整改后可以重新生产，而被污染了的环境要再回到以前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再者，因环境污染而被伤及的人的健康和生命，更是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仅仅三十多年，我们的环境已经被毁坏得满目疮痍。要保护环境，大道理谁都懂，但要切实扭转目前恶性污染的现状，仅靠口号和一些不痛不痒的举措，是远远不够的。“唯GDP论”这种畸形的干部政绩考核标准一日不改，环境污染就将继续恶化下去。

没有了GDP，我们用什么来考核？从环保的角度，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

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绿色GDP在国际上不是什么新概念，不少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采用这种核算方式。季铸从事绿色GDP在国内的研究推广已经好几年了，并发布了《中国300个省市绿色GDP指数报告》。目前，虽然绿色GDP的概念在国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但与季铸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

要经济还是要环境，这是个老问题了。有人认为，我们逃脱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那条老路——“先发展后治理”。

对此，季铸很不认同，“谁家那么过日子？先把家折腾到不行再治理？”他认为西方国家走上这条路是正常的，因为当时没有工业化发展的先例，但后来者不能明知是错的，还继续效仿。“第一个这么做，正常；第二个还这么做，就是愚蠢的；第三个再这么做，就不仅仅是愚蠢能解释的了。”季铸认为，中国目前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干净和绿色的发展模式，但首先需要从思想上作彻底改变。无疑，这很难。
季铸说，思想的落后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落后。“中国现在最愚蠢的，就是思想的愚蠢，然后又统一思想，统一到一个最愚蠢的思想上。”

采访最后，季铸的情绪有些低落，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完成了两个交换。一个是发展和资源环境的交换，第二个就是发展和社会道德的交换。结果：环境没有了，社会道德也没有了，就剩GD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