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GDP成了中国人继ABC、NBA之后最熟悉的字母组合。国人，尤其是某些官员，对GDP的追捧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强调国力，要说GDP；梳理政绩，也要说GDP；提拔干部，更要说GDP。GDP俨然成了偌大中国官场盛宴上不可或缺的一瓶陈年佳酿。正所谓“无酒不成席”，没有了GDP，这盛宴还有什么看头？真不知道这GDP到底是瓶什么酒，灌得人如此寤迷三道？

GDP的定义

德国和美国的三位学者在《四倍跃进》一书中，曾对GDP作了颇为“科普”的描述：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都平安无事。此时，两辆车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突然，其中一辆车的司机由于疏忽，将车开向了马路对面，撞上了迎面开过来的第三辆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将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修理汽车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却依然在增加。

这就是传说中的GDP，挺神奇、挺神秘、挺怪异。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英文缩写。

从广义上讲，GDP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国民经济总量，衡量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分析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的基本指标，也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从狭义上讲，GDP就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经常用到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GDP是总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增长率是速度概念，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是贫富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同时也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GDP的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地球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它能够帮助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没有像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国内生产总值和有关数据就像灯塔一样，帮助政策制定者引导经济向着主要的经济目标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看起来，GDP原本就是个好东西。它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GDP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套较为正确、可比的数据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反映不同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它还可以用于分析和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确定目前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反映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GDP的这些作用，对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确定合理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和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合理健康有序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而外，GDP还是国际组织用来测算各国承担国际义务和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联合国会费、世界银行的贷款优惠待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等，都是以各个国家的GDP作为基本指标进行计算的。

GDP与中国

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国家统计局成立，开始开展工农业生产总值计算。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我们开始全面推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即前苏联和东欧模式。与国民账户体系（SNA）依据市场经济理论不同，MPS依据的是计划经济理论，也称社会主义核算体系或者计划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从1985年开始，我们引入了SNA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同时也继续采用MPS模式。1993年，我国取消了MPS的核算，进入到SNA基本框架下的核算阶段。我们现在实施的是1992年国家颁布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2005年在全国推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经济增长为核心的GDP导引下，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78～2007年，中国的GDP有十六年超过了10%，只有三年低于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4倍。即便是世界经济形势最严峻的2009年，中国依然成功实现了GDP“保8”（8.7%）。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也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增长了约200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27位攀升至第3位。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谁也无法忽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

成也GDP，败也GDP

“文革”后，中国的经济已濒于崩溃边缘。国门敞开后，窥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尴尬地发现，自己就是那原本一心要拯救的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中的一员。这让爱面子的国人心里很不受用。要知道，远在唐宋时期，中国的GDP就一直很高，即便是在四面楚歌的清朝，中国的GDP也没让人小瞧过。往日的辉煌，当下的落后，激发了人们追高GDP的雄心壮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爱的GDP带给了中国丰厚的回报：经济增长了，国家富裕了，政府挺直腰杆了，官员脸上也有光了。

而恰恰是这最后一条，直接引发了国人对GDP的痴迷。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面子更重要的了。在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的局面下，GDP顺理成章地成了顾及脸面的中国政府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主要标准。官员升迁靠GDP，激发了“举国上下”追逐GDP的热情，而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更使得某些地方政府不顾国情，不顾民生，甚至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为代价，一味地追求GDP的高增长。大桥拆了重建，建了再炸；历史遗迹被踏平，高楼拔地而起……

于是，GDP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却越来越郁闷。这还是原来的那个GDP吗？

GDP没变，追逐它的人变了。有人说GDP一叶障目，遮住了官员的双眼，让他们只看到了增长，忽视了民生；我说，GDP不是一叶障目，而是我们的官员有穿透力，看到了GDP背后的荣耀。为了那些荣耀，他们一切都可以抛弃。

GDP奇迹，让爱面子的国人和比国人更爱面子的官员着实满足了好一阵子。然而，渐渐地，这些创造了奇迹的中国人，心里开始有些不是滋味了。因为，高企的经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以及就业、就医、就学、住房、养老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于是，他们懂得了，“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无序增长”更是要承受对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以及人类健康的贻害。

然而，令老百姓困惑的是，虽然如此，但祖国各地的GDP，却在地方官的领导下，一路疯长。

纠偏GDP

2008年7月，香港明星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不丹举行了盛大婚礼。

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个婚礼知道了不丹。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则是因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为GNH）了解了不丹。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的话，那么，在国际社会，现在还有了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叫GNH。

而GNH最早就是由南亚小国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民众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于是，梁朝伟和刘嘉玲选定在那里启动他们的新生活。

而我们，普通的中国民众，何时才能启动我们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