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1.1%，这样的增长对国人来说已经不足为奇。金融危机使“出口”成为软肋后，“投资”临危上阵，拉动GDP坚挺回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2000年开始，出口在“三驾马车”中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中国已基本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西方人享受着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也赚得了大把的美元还有高涨的GDP。

由于中下游产品出口加速，导致了上游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型产业的急速扩张。到2007年，经济极度过热，资产价格暴涨，投资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同时上涨。在一片通胀形势下，当年，中国GDP增长13%。

广东省，靠给世界当加工厂，连续二十年GDP全国第一，被称为“金牌广东”。然而，这个“金牌”是用污染的环境、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换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说过：50岁以上的广州人，长期在广州污染的环境里生活，若把肺拿出来看，都是黑的。

出口导向型经济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资源成本不断增加，汇率及反倾销风险也在加大，企业只能用压低职工工资来保持利润增长。

在“金牌广东”，16个主要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已连续六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二、三季度，广东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位列全国倒数第一。

GDP增长与老百姓收入增长差距如此之大，广东只是一个缩影。就全国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GDP增长77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仅增长了约20倍。GDP显示的国家整体财富迅速增加，而为此承担成本的是辛苦劳作的民众，尤其是出口加工业的产业工人。

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发展思路——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让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

除了“重商”，中国还是一个“重官”的社会，以GDP为重要指标的业绩考核制度，让官员们忘了以民为本的宗旨，只要能把GDP搞上去，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弄虚作假等等现象比比皆是，至于与民生有多大关系，无人考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不是一个质量指标，它并没有考虑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他举例说，政府建造监狱的支出与创办大学的支出没有区别；处理核事故的花费和对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一样。而从地底开采石油只会被看成是增加国民财富，而不会被认为是资源损失。

GDP的缔造者库兹涅兹也早就警告过GDP指标的局限性：“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GDP表现出来。”因为GDP没有计入经济增长对环境、自然资源、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所以，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发展，是GDP应用的失误。这种失误，只会让中国经济偏离正常的运行轨道，使国家的繁荣与百姓的幸福永远背离。

GDP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但GDP并不是万能的，一味追求GDP，只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GDP数字陷阱，最终遭殃的就是百姓。

我们需要GDP，我们也不能放弃GDP，但我们要合理地应用GDP，还GDP以本来面目。我们要把环保指数、幸福指数等等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百姓幸福的指数与GDP看得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