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海外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吝用“奇迹”这个词。以他们通常以十年为尺度的眼光衡量，持续以10%的复合速度增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于是，有人对中国的中央计划盛赞有加，有人要跟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还有人干脆开始总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太阳底下无新事。高速增长的是GDP，并不是人民的享受或幸福。GDP的全名叫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表征生产数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论消费是否在国内，只要生产在国内，就有GDP。所以，我们担当起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人民生产廉价商品，同时，满足于自己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和GDP数字。
更大的玄妙是，只要生产在当期，便计入当期的GDP，至于何时消费在所不问。我指的是投资。花100亿元修一条高速铁路，当期GDP就增加了100亿元；至于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铁路，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必考虑。2009年，投资在GDP中占到了史无前例的50%以上，说明投资才是拉动GDP的真学问。
以上就是所谓的中国经验。就这么简单。它不是什么奇迹，更不是中国政府的创造。它不过是古老的重商主义的现代翻版而已。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重商主义的祖师爷，而提出重商主义概念，并在理论上予以梳理，则是近代欧洲的事情，那也是三百年前的事儿了。谁让经济学家们的眼睛老盯着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呢。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多寡的唯一标志是拥有金银货币的数量。拥有货币越多，一个国家或个人便越富有，而拥有货币越少，则越贫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是对金银货币的争夺。谁得到了货币，谁就是胜利者；谁失去了货币，谁就是失败者。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一方得到而另一方失去了货币。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便使国家得到尽可能多的货币。
重商主义是对外以邻为壑、对内急功近利的经济思想。它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它可以让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当最后算总账的时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将彻底暴露。
管仲的重商主义国策
中国最早的重商主义政策来自春秋名相管仲。
为了报答齐桓公不杀的知遇之恩，管仲为齐国拟定了一系列极具想象力的政策，包括鼓励经商、促进出口、为外来客商提供方便，等等。这些政策今天看来，俾之无甚高论，在当时却不得了。齐国近海，盐铁出口本就是强项，加上一系列鼓励出口和经商的政策，列国的金属货币便源源不断地涌入齐国。齐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那是公元前7世纪，距离人类发明信用货币还有两千多年时间。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青铜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齐国大量出口，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这些贵重金属便大量流入了齐国。而为了将贵金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管仲还建立了国有企业，垄断了盐铁等大宗出口商品。齐国国力于是快速增强。
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政府大量囤积货币——当时是贵金属，现在是美元；政府垄断资源性产业，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分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加强政府与他国交往时的话语权，直至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
管仲确是此中高手。手里掌握了大量贵金属后，便开始用市场操纵的手段打击政治上不听话的国家。史载，为了对付楚国，管仲命人赴楚国高价收鹿。楚人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纷纷放下锄头上山猎鹿，农业于是荒废了。来年粮食短缺，楚人准备用卖鹿得来的钱进口粮食，才发现各国已经与齐国结成粮食垄断联盟，一致拒绝出口粮食给楚国。管仲趁机伐楚，军粮不足的楚国只好认输。
当然，该策略有效的前提是，齐国必须掌握足够多的金属货币，多到足以控制市场的程度。这有点像中国股市里的庄家。据说，管仲还用类似的手段收服了鲁、梁、代等国。
这样看，重商主义的确对政府很有利。管仲相齐四十年，帮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雄主，称霸诸侯，当时齐国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是列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国家。
但这样的政策，只在金属本位制下才有效。由于金属冶炼能力不足，金属本位往往导致货币短缺，因此，鼓励出口货物换取货币的确有利于活跃本国经济。反之，进口国由于流失了贵金属而导致通货紧缩，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在金属本位下，重商主义几乎是各国必然的政策选择，虽然以邻为壑的结果是谁也捞不到好处。
现在，世界通行的是信用本位，所谓fiat money。货币不足时，央行可以零成本注入；货币太多了，央行也很容易收回。管仲的招数已经不好使了。不管你手里攒多少货币，对手也根本不在乎，因为货币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收他就放，你放他就收。更要命的是，他随时可以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让现代管仲结结实实亏一大笔钱。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以8.3的价格买了很多美元攒起来，到现在已经整整攒了2.5万亿美元。好像美国也不听中国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没增加多少。倒是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值到6.77，央行有没有算过亏了多少？管仲的招数真的过时了。
就是在当时，管仲的策略也只是短期有效。其他国家一旦识破齐国的图谋，为了不受制于人，便相应推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大家都限制进口，结果就是谁也别想多出口。
而齐国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到管仲去世，齐国便走上了下坡路。政府控制大量财富，导致腐败和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到齐桓公自己也奄奄一息时，儿子们为了争权互不相让，一代雄主竟然活活饿死，数日后尸臭无法掩盖才匆匆出殡。
重商主义成就了齐国，也毁了齐国。
成本谁负，收益谁属
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本位思想，是伴随着欧洲民主国家的诞生而诞生的，它的国家本位取向切合了当时各国领导人争相提高国际地位的欲望。同时，将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表征，也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货币多的人称为富人，将货币少的人称为穷人。《福布斯》排行榜也把富人的财产换算为某种货币后再进行比较。尽量多的获取货币难道不是一个人提高财富地位的唯一办法吗？财富与货币本来就是同义语。
政府积累大量金银货币，对提高国家的地位固然有利，对从事生产的民众却未必如此。重商主义要求本国民众多生产而少消费，其差额才能形成政府储备。反之，如果民众多消费而少生产，则国家必然债台高筑，政府必然缺乏储备。因此，重商主义天然地要求国家抑制进口，鼓励出口。
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足，是因为它拥有很多货币。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强大富足，首要的事情就是获取并储存大量货币。西班牙人刚到南美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到处打听哪有金银矿，令印第安人非常迷惑，为什么这些白人不对吃喝感兴趣，却偏偏喜欢那些只能用来做装饰品的硬疙瘩（当时的印加帝国没有货币）？最终，为了满足西班牙人对金银的疯狂欲望，上千万印第安人被驱赶到矿井中从事非人劳动，大部分失去了生命，是欧洲人殖民扩张中最血腥的案例之一。
南美的金银确实让西班牙富裕了一阵子。他们把金银铸成货币，大量进口稀缺物资，并支持对外战争，王室也可以不靠多征税来维持奢侈生活。西班牙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但其他国家也不傻，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西班牙国王是在用南美的金银对全欧洲征铸币税。除了掠夺金银，西班牙人并没有额外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他们只是从欧洲人的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罢了。于是，其他国家弃用金币银币，改用纸币。
这下子西班牙傻眼了。虽然这些纸币多数仍以金银为发行准备，但也够西班牙人喝一壶了。他们辛辛苦苦从南美抢回来的金银，忽然没人要了。有了可靠的纸币，还有谁稀罕沉甸甸的金币银币呢？而有了纸币，银行还可以信用为基础发行银行券。货币再也不短缺了。
跟齐国一样，西班牙很快就衰落了。过惯了好日子的西班牙王室已经不记得怎样生产、如何征税了。西班牙被重商主义给忽悠瘸了，而陪葬品就是南美矿井里的千百万印第安冤魂。自那以后，西班牙再未崛起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