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是政府容易吸上瘾的毒品。拥有大量货币能给统治者以安全感和踏实感。但对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说，这些感觉是虚幻的。重农主义者早就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物质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各种产品，尤其是粮食（所以他们被称为重农主义）。如果国民不能创造财富，社会又不能恰当地分配财富，货币再多也没有用。
除了货币幻觉，政府倒向重商主义的另一大诱因是寻租机会。为重商主义负担成本的是民众——在齐国是本国民众，在西班牙则是印第安民众——而收益全归政府。政府为了获取和积累货币，往往需要设置大量垄断和管制，例如，垄断某些所谓战略性行业，以及外汇管制。这些政策会养育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拼命地支持政府继续重商主义政策。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政府也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货币——美元。而为此承担成本的同样是辛苦劳作的民众，尤其是出口加工业的产业工人。最近发生的多起工潮和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正是对长期以来工资畸低的强烈反抗。但即使在工资大幅提升后，他们的工资水平仍不及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
外汇储备只有通过持续贸易顺差才能大量积累。贸易顺差则需要本国民众多生产少消费。压低本币汇率的目的正在于此。低汇率赋予本国出口企业更大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民众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被压低。最近十年，消费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可见重商主义在中国贯彻得多么彻底。
这也使经济患上了出口依赖症。依靠出口吃饭的人越多，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就越高，反对经济转型的人也就越多。也许政府觉得外汇储备已经够多了，但数千万个饭碗怎么办？
作为重商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政府必须勇于承担代价，而不是用机会主义策略混得一时算一时。政府也不应试图把转型的代价推到民众身上，他们本来就是重商主义的受害者。
走出重商主义的泥潭
中国必须摆脱重商主义，才能避免类似齐国和西班牙的那种失败。在信用货币时代，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少量外汇储备也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多赚的每一个美元，都必须以购买债券等形式回借给美国人使用，利率比美国投资中国的回报率低得多。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在为美国金融业提供补贴。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中国还通过压低汇率补贴了美国消费者。重商主义持续得越久，中国人就将补贴美国人越多。
重商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共同的诉求。但只有中国政府几乎强制性地规定了一个“保８”的目标，强制增长的结果就是无节制地投资。因为消费本身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任何消费都只能消耗当期的产品和服务，而投资却可以透支未来。对GDP来说，消费一块钱和投资一块钱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保增长最好用、最方便、也最保险的手段只能是投资。
高投资来自高积累，而高积累必然导致低消费。这是GDP中消费比重越来越低的另一个原因。
重商主义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对投资和出口的双重依赖。政府害怕投资下降，因为那会使“保８”化为泡影；政府也害怕出口下降，因为那会使就业压力陡增；政府也没有太多办法鼓励消费，因为钱都在政府和国企手里，老百姓的钱包空空如也。
看起来似乎无路可走。转型必然伤及增长，保增长就必须放弃转型。温总理常说的“两难”也许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总是设定相互矛盾的目标，那么，经济将永远无法转型。如果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那就只能管增长，不管结构。中国经济也就只能在重商主义轨道上继续狂奔，直到彻底失控为止。
要摆脱重商主义，第一，应当放弃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至少要把数字降低，以便为政策调整留出余地，例如将“保8”降为“保6”。政府的数字压力减轻了，才有可能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政府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对进出口一视同仁，甚至改为鼓励进口的政策，以改善贸易环境，降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政府也应考虑取消外汇管制，将手中过多的外汇卖给民众，以便藏汇于民。
第三，政府应再次启动国企改革，将垄断性央企私有化，并最终实现垄断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彻底开放。目前包括银行在内的大部分央企资产都已经上市，这为私有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只要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私有化目标，并以稳定的节奏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私有化就可以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稳妥地完成。
有必要指出，打破垄断是以央企私有化为前提的。只要这些央企还是政府所属，他们就必然受到政策偏袒，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民营资本的公平竞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傻到去跟央企正面竞争。
第四，政府应当用减持外汇和央企股份的钱，建立一个具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像现在的社保这样千疮百孔。政府甚至可以公开宣示，随着经济的转型，政府自身也将由增长型转变为服务型，并恢复政府的本来面目。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15～18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废弃以重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