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毋庸置疑，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三。然而，GDP增长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没有同比例增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单纯追求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是以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得不偿失；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浪费了资源和能源，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GDP高涨的背后，是各种问题的凸显。如今，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国富了之后，如何解决民富问题？用什么办法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何时才能解决？未来，我们如何在GDP与环境之间找到平衡？
就这些问题，《新财经》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
追求GDP过犹不及
《新财经》：高增长的GDP代表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
迟福林：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过去，我们的产品严重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为了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我们做大了GDP，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解决贫困问题。
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温饱阶段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产产品短缺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这种情况下，再以GDP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形势了，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的必然出路，要从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转变为追求国民收入为目标。
追求GDP总量不利于解决社会总需求问题，反而使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今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阶段，迅速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要让老百姓有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通过社会鼓励政策，解决消费预期问题；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解决消费能力问题。只有增加了国民收入，才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
李 实：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本身没有错，GDP的高速增长会带来很多积极的效果,但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中国追求GDP高增长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缓解就业压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把就业问题始终放在优先地位。没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所以，缓解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GDP增长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官员追求GDP，一方面是出于就业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多的财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当然还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多的财政收入有助于地方官员提高自己的政绩水平。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官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多，相对应的，对民生等其他问题就考虑得少。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为了增长而增长的道路。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不应该成为忽视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借口，不应为了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问题。
管清友：GDP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世界通用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提高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定要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GDP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追求GDP只是一个手段，根本的目的是要实现民富国强，不能把追求GDP的手段当成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改善政府考核体系，更加重视环境指标、就业指标、公共服务指标，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路。在保证GDP增长的前提下，促使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矫正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财经》：如果按李实老师所说，追求GDP增长是为了解决就业。过去，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确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现在出口已经萎缩，2009年以后变成了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基本上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相比，民间投资解决的就业人口应该更多。
李 实：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很多人下岗。再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的就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当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大规模投资，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缓解了就业压力。
其实，经济增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还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增加投资强度，特别是增加对高附加值行业的投资，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样就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不同的增长方式，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而言，保持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经济增长的第一原则。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带来一定问题。
城市化使百姓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新财经》：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结合下半年预期，全年财政收入可能实现8万亿元。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六十年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了不到20倍。国家财富增长了，如何让老百姓也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
李 实：财政收入是名义收入，居民收入是实际收入，本身没有可比性。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确实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这是事实。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收入差距问题。政府的收入要比居民收入增长快，GDP每年大概以10%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的水平。但重要的问题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在拉大，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少数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远远大于低收入人群，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政府应该在支出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使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用于社会保障，用于资助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这是最重要的。
赵 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不能指望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因为大多数行业的利润率只有3%～6%，让企业给职工涨工资，等于逼着企业关门。政府要调整整个制度体系，调整利益分配关系：
第一，政府要让利，对重要的行业应该减税，让企业有更高的利润，这样，职工工资才能上涨。
第二，政府要加大就业保障体系建设，这相当于间接给老百姓口袋里送钱。
第三，政府要加快国有经济的转型，过去，收入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与普通企业的收入分配距离不断拉大的结果。
第四，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政府拿走了太多的权力，权力越多，政府的收入越多，百姓的收入越少。
迟福林：发展导向是一个大前提。要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第一，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重大选择。中国有7亿农民，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很大，但现在，真正的消费主体在城市，所以，实现城市化，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只有当一部分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中，才能扩大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就意味着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也许五年以后，“农民工”就可以成为历史了，我们不再把农民工当成是城外人了。
城市化还要与区域布局联系起来，比如，上海如果不尽快建成一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大都市，上海就很难带动长三角地区发展。城市化的特点就是突出一座大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