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还要与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总是上不来，为什么？因为不在城市化趋势下的结构调整是很困难的。还说上海，如果上海再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好大城市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转变重化工业，上海只是上海的上海，不是区域的上海，也不是全国的上海。所以，城市化更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在城市化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以消费主导的需求。我们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要解决公平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坚持民生优先，民生优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解决了就业就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缓解形成社会总需求。所以，“民富国强”应该是我们要走的新路。
《新财经》：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还是高房价，别说农民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如果不解决高房价问题，城市化的阻力会很大，房价问题如何解决？
赵 晓：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子，最后还是回到农村。农民工挣的钱变成了储蓄，大多数没有变成消费。如果这些农民工能够住在城市里，能够拥有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融入城市生活的话，这是很大的消费需求。所以，中国要走低房价路线，这样，可以让很多人住在城市里，通过低房价来释放消费能力，拉动更多的产业发展。现在很多人认为，调控房地产不能稳定经济，其实恰恰相反。
目前，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走低房价路线：一是政府介入到大量房屋供应中，走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就是80%的住房都由政府提供，房价是很低的。剩下20%的住房交给市场，建造高档房，完全由市场来调控，不影响普通住房的供应。二是通过大量的土地供应，使土地市场化，走欧美模式。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有4.5亿人进城，他们可以释放出6300万亩土地的需求，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做出的土地供应计划才2300万亩，如果4.5亿人都进城的话，相当于政府供应的土地至少要增加3倍。在耕地不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土地的增加和提高住房容积率，就可以确保低房价道路，通过房地产供应来平衡城市化的住房需求。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从过去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赖内需的增长方式，实现内需的增长方式一定要通过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不会产生内需。
GDP增长还有动力
《新财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相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越发失衡。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让经济结构更合理？
管清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比如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汇率问题、低能源、资源价格等。解决失衡问题，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从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汇率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三方面入手。
较低的资源、能源价格，会导致能源、资源流向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同时，激励型政策也会流向这些领域，造成产业失衡。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出口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告一段落，再依靠出口拉动GDP增长也比较难了。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在国内储蓄中，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的比重较大，居民储蓄比例很小，所以，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很低。造成政府和企业高储蓄的原因，主要是财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现在看，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分税制，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从政府储蓄的角度，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让利，改变土地财政的局面。从企业的角度，要加强对企业分红的管理，把国有资本的收益转化为公共财政。同时，要改革各种税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现在，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
要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是让利于民。居民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内需才能增加。所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和企业要向居民让利，中央财政要向地方财政让利，企业中让更多的国有资产收益要转化为公共财政，用结构性减税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新财经》：以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GDP还有没有持续高增长的动力？
迟福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太高的GDP增长是有问题。但中国现在又是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经济结构调整导向正确，转型方向对头，未来，GDP保持在8%以上还是有可能的。中国的需求潜力非常大，中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释放出来。
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会处于快速上升期，如果城市化对GDP的贡献达到3%～4%，用城市化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中国经济还处在较快增长时期，政府必须注重结构调整问题，不能拖得时间太长，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即使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也不见得是坏事，调结构是为未来的较快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赵 晓：最近，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是看空的，国外有很多重量级人物都在看空中国经济。A股的暴跌，更加重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悲观预期。但我的看法不同，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十至十五年还会保持每年9%的增长速度。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大多数经济体的城市化率都在50%以上，中国台湾和韩国是75%，而中国大陆只有不到50%；如果按人口来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3%。所以，城市化在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第二，在2003～2008年期间，安置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人民币配套资金。未来五至十年，我们面临着4.5亿人要进城，与之配套的就要有225万亿的投资资金。这些投资足够保证中国经济每年9%的增长速度。
管清友：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在的增长率是动态的，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仍然保持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重工业与轻工业、产业结构内部、投资与消费、地区之间失衡都会加剧。这些失衡都需要矫正，如果政策执行得好，转型顺利的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的水平还是非常现实的。
李 实：在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保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可能的，各种条件也是具备的。因为中国人不怕吃苦，不怕干活，而且有非常灵活的经营头脑，再加上政府也有很强的发展冲劲。另外，中国现在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会保持一些年头，出口增长仍会保持较高的速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保持经济高增长完全有可能。
《新财经》：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的应该是老百姓收入的高速增长，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国富”与“民富”并不同步，中国高增长的GDP到底是谁需要的？
迟福林：政府需要GDP，老百姓也需要GDP，我们不能放弃GDP，因为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中国的GDP增长过程中却伴随着结构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等等。所以，经济增长要和社会变革、环境保护等结合起来，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
李 实：要看谁是GDP增长中的实际受益者：第一，如果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那么，广大的就业人群，包括农村流动劳动力应该是实际受益者；如果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就业增加，而且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那么，工薪阶层是实际受益者；相反，如果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不发生影响，那么，实际的受益者只能是政府官员、资本投资者或者投机者。第二，要看GDP的增量是如何分配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谁是实际获利者。我们希望实际获利者不是少数人，是全社会成员。只有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了公平分配，它才是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才具有了原动力。
管清友：应该说，大家都需要GDP，只是中国在创造GDP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享受的GDP成果比例不协调，蛋糕没有分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原来我们主要是以增量改革为主，以存量改革为辅，也就是说，先把蛋糕做大，分配先缓一缓。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整，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尽量把蛋糕分得公平。现在的调整是为了给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做大蛋糕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同样可以给经济带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