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陈晓与黄光裕决裂的种子，在他带领国美走出泥潭之际，就开始埋下。
在黄光裕被警方带走最初的两个月里，陈晓还是尽职尽责地带领国美电器进行自救的。“当时环境确实很差很差，金融风暴到最惨的时候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事件对公司影响到底多深，包括市场对我们的判断好像公司马上就要死的，确实那时候一不小心就死了。”他回顾说。这一点，黄光裕方面也不否认;邹晓春回忆说，“陈晓先生2006年来到北京，我就认识他了。大家都一起共事，应该讲互相都有一个好印象的。”
于是，在黄光裕2009年1月18日正式辞职后，陈晓出任董事局主席。但是，黄光裕当时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让黄秀虹担任国美电器总裁。“他肯定也知道黄秀虹没有这个能力，他希望说我来辅佐也好、带她也好，董事会主席是我，总裁让她来做怎么样?但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管理团队激烈反对的，不管当时还是今天，整个团队都不能接受的事情。团队都不能接受，我怎么可以就接受这件事情呢?”其时，陈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时刻来到了。他不愿意做傀儡的勇气来自失去的只是锁链。现在，让他得而复失，必须背水一战。
邹晓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解读：黄光裕夫妇当时辞职，完全可以有更多选择，比如指认更可靠、更忠诚的人来接任，“但一开始我们没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感觉陈晓之前也没有任何的表象让我们产生怀疑，我们还是很信任他的。”
不过，邹晓春的叙述显然并非全部。当时，黄仍以“保证过渡顺利”名义，指任王俊洲、魏秋立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代为签署相关文件。黄在肯定陈是不二人选的同时也保持着对他的戒心。
2009年4月，黄光裕在狱中写信给陈晓，表示国美缺钱，“假如有融资的话他也能接受，别的股东加在一起的股权比他大，他也接受到30%以下，但是他要一个豁免权，未来再恢复到30%以上。”陈晓回顾说，自己感觉黄当时还是比较理性的。
但在选择谁的问题上，双方还是出现了偏差。
当时，国美接触了多家机构，包括联想弘毅、复星集团、贝恩资本、KKR、华平基金、摩根士丹利、厚朴投资管理公司、凯雷等等，但最终却挑选了贝恩。邹晓春认为，这是陈晓有意为之。“当时谈判的结果，他就认为只谈这一家，其他人都排除在外。而这种谈判本身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不可能说，我不给你签我再去谈。因为再谈我们也把控不了，所以说能不能、怎么谈我们也没办法。他今天说别家出的条件没有贝恩好，实际上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其它的你就没有跟人家谈，没有落实到文字。”
陈晓的理由在于，其它几家都提出了稀释大股东股份的条件，只有贝恩没有提，这么做，也是为了保障黄光裕的利益。邹晓春并不认同，“事后确实觉得贝恩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据说，黄光裕当时倾向于复星集团等投资者。
但陈晓透露，当时选择贝恩，黄家是认同的，且还与贝恩有过多次接触。“他们当时还有些约定，但是我听的结果是最后黄家人没有遵守约定。当然这个可能他们当时两方最清楚了。所以，不存在引进贝恩他不知道、他不了解的情况。”
在引资的协议内容上，陈晓认为也基本尊重了黄的意见。“因为公司那时候是最艰苦的，(贝恩)两个董事席位肯定是需要的，因为你提出他的股权不能高到什么程度，那这样的话人家风险就大了，贝恩就要求三个董事席位，而且你黄家也是答应的。”他回忆说，黄光裕当时表示：尽量争取两个董事，争取不了三个也可以接受。
猜忌自此开始。在引资上，陈晓其实完全可以更策略些，既然黄亦表示“公司缺钱”，如果把选择权充分告知黄光裕，此后的冲突或许可以避免。但他选择了自作主张，并为日后备受指责(指与贝恩的绑定协议)埋下祸根。考虑到陈的自我评价“审慎”，这一指责未必不实。
黄光裕的第一次直接而公开的发难，即“5·11事件”，否决贝恩三人进董事会。耐人寻味的是，此前，黄光裕将准备投反对票的消息知会了陈晓，当时黄光裕委托投票的律师就是邹晓春。5月11日上午，陈晓特意在香港约见邹晓春，并直接打电话给当天要见黄光裕的另一位律师，请他一定转告黄光裕：“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跟他讲，这样他投票投下来之后对公司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最终无果。“说明我的说服是徒劳的，他还是投那个票。”
显而易见，当时的黄光裕，是把贝恩资本视为自己的对立面，而陈晓，还是一个可以沟通和斡旋的对象。
不过，陈晓接下来的做法激怒了黄。12个小时后，国美电器董事会就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推翻。
在邹晓春看来，陈晓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董事会实际推翻了股东大会已经形成的决议，并利用了百慕大公司法的漏洞—百慕大公司法规定在董事空缺时，董事会可以临时委任董事。陈在公开挑衅黄的权威。
是什么让一向“审慎”的陈晓公开反对黄光裕?如果他当时认为黄已无力抵抗，那么事实证明他错了。陈公布了国美电器新的五年发展战略，公开表示“今后可以不用关注他了”，并称董事会完全可以通过增发让黄出局，“但我们不会这么做”。
接着，陈晓辞去了总裁职务，由王俊洲接任总裁，这又断送了黄秀虹担任总裁的可能。陈晓说，黄秀虹为此还找上门来大闹，“骂人什么的，但是女同志，你没必要和她计较了。”
陈晓一再指责黄光裕的做法是“鱼死网破”。是谁把那条已经失去自由的鱼逼上了绝路?
黄的心情可想而知。之后有说法称，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帝王”，今已头发全白，足见其焦虑。不过，或许由于彼时杜鹃的缓刑尚未有定论，黄并未急于出手。
此前的一件事，也让双方开始暗中直接冲突—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
当陈晓通过黄光裕的律师向他征求意见时，黄毅然反对。“他不同意，反对。”陈回忆说，“这点我就没有听他的。”
陈认为，国美自救成功，证明这个团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我们国美的路未来长着呢，是不是长期保持这样的激情状态为企业创造价值呢?你必须要有一个长效机制来保持。”
自称对国美酝酿股权激励方案非常了解的邹晓春显然不认同。“因为我一直在国美负责法律层面的事情。2004年国美上市以后，一直在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激励方案，并且在2007年的国美股东大会上给了董事会一个授权，但是因为当时的时机啊、方案啊、细节啊都没有成熟，所以就一直没有实施。”邹表示，国美的团队当时是非常稳定的，这就证明，之前国美的管理方式及手段是合适的。“陈晓先生在推出那个期权激励的时候，时机、动机确实值得深思。他在期权方案里一直排斥大股东的作用，我们的知情权、建议权都是排斥的。”
邹的这一说法，让陈晓不由得愤怒：“这是一个谬论，那么这个股权激励哪来的呢?全世界那么多企业都在用，好多企业都在用，我用就是不好的，这是没有道理的!”在当年，永乐上市，陈晓个人占股15%，60位在任及前任高管、雇员、业务顾问一共持有约40%股权。这是陈晓在国美打上的除精减门店外的又一 “永乐”烙印。
在黄光裕看来，这岂止是“不好的”。并非股权激励不好，而是不可以由陈来做。黄公开指责陈收买人心。陈晓说，多年来，国美高管与其说一直保持着对黄的向心力，还不如说是惮于黄的“威慑力”。“这个公司从最早张志铭、何炬一年一年下来，包括后来离开国美的人后面发生的很多具体的事，那些人都亲身经历过的。”—张志铭、何炬皆属早期追随黄光裕的干将，后因黄的排挤、打击报复而出走;何还曾多次遭遇不明身份人殴打，下场凄惨。尽管如此，黄理所当然认为干卿底事。
下面的事件无论真假，说明陈晓行事并非毫无顾忌。他需要一些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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