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郭台铭信任的富士康副总裁程天纵解析富士康未来
“我过去每天从来都是西装领带，来了富士康之后西装从没有穿过。我在工厂里面上夜班，但是我觉得很好。”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指指自己的深蓝色工装对我们说。他说的过去，是指在“惠普”(1979年加入惠普台湾，后升任中国惠普公司总裁)和“德州仪器”(1997年至2007年任德州仪器亚太区总裁)期间。
他的办公室同样简陋，铁皮房，一张办公桌、一张会议桌、一个小白板，橱子里简单放了几样东西。如果留意，办公桌下还有一双拖鞋。
在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的“十二跳”中，很多重要决策，就是出自这间办公室。程当时的身份是副总指挥，为总指挥郭台铭出谋划策。“你知道我们耗费了多大精力?所以后来有很多欧美日的企业来跟我们取经。”有取经者参观后对程说：工厂交给你们算了，不知道现在90后的年轻人要什么，你要怎么满足他，动不动他要跳楼、自杀，怎么管?管不了!干脆你帮我制造算了。
在参观者惊叹于富士康的规模及管理之时，富士康其实仍在为“跳楼事件”付出更多的探索，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家全球代工之王在尝试升级，甚至为中国制造劈开一条前无古人的出路。
关键词无非有二：加薪，搬迁。但如果考虑到富士康的员工已达到95万人，及其所服务的全球知名品牌时，无论哪一条，都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跳楼风波后，作为内部反思的结果之一，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员工最低薪酬从900元/月调升至1200元/月。岂料，这一明显的改善举措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外界没有减少对富士康的声讨。不仅媒体，富士康所在地深圳市政府也针对富士康这一调薪举措公开表示，加薪幅度不够。与几天之后公布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比较，富士康调薪之后仅比最低工资标准高出100元。对此，深圳市政府甚至对富士康调薪给出明确预期目标—1500元到1900元。
外界这一反应，并不在包括郭台铭在内的富士康高层意料之中。对于一家以控制成本作为获利来源之一的代工企业，再次大幅加薪显然要经过内部多次推演预算。郭台铭铁皮屋的灯天天亮至深夜，一众高管都在苦苦思考：付出一定代价却仍陷于被动地位，通过怎样方式化解，并占据主动地位?再次加薪的可行性有多少?对于过去靠加班提高收入的工人而言，多大加薪幅度才能保证减少其加班时间而不减少实际收入?加薪之后，如何保证富士康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每一个问号，看起来都是无解难题。
再度加薪，这个难度颇大的议题最终被一致通过，最有力的依据居然是“十二五规划”。“按照十二五规划强国富民的目标，富士康是顺势而为，只会事半功倍。”程天纵说。过去如石头般刚硬的富士康开始懂得在规则之内自成方圆。最后郭台铭拍板。于是，富士康再度宣布，将最高工资调至2000元/月。
虽然程天纵一再表示，人力成本并不在总成本中占绝对高值(具体比例富士康方面不愿透露)，但理论上仍然存在数亿元的成本增加。为了应对，郭台铭又给高层制定了新“四化”目标：合理化、效率化、自动化和少人化。
“合理化这一点很多年前台塑王永庆就提过，我一直不理解。后来询问台塑的一位高管，他说去达成一个不合理的目标就是合理化。既然要实现不合理的目标，就势必要跳出行业的惯有逻辑和框框去创新，创新有时候是逼出来的。”程天纵对多年前的这一点感悟记忆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