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2010046期封面：开放启示录

资料来源，新浪调查

网络公开课拉近中国与世界教育的距离

全球“开放课程”日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

　　开放课启示录

　　在卧室、咖啡馆、公园甚至卫生间……只要有一台能联网的电脑，你便可以随时随地免费聆听世界知名学府、知名教授的课程。

　　从2010年初开始，一股开放课热潮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这些被称为“淘课族”的群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增长。而在这个热潮背后，则是一场在国际上已有10年发展，并几成燎原之势的国际教育资源开放与共享运动。运动的发起者们坚信，分享知识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高等教育将为更广泛的人群服务，而不是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

　　对中国而言，这场“开放课运动”不仅拉近了国人与世界高水平教育的距离，也许还会让国人对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产生新的认知。至少，它让“淘课”者们体验到了没有功利目的，全凭兴趣的学习生活；而对中国教育机构，这场运动也将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从而缩短自己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淘课热：一个人的大师课

　　网络公开课如从天而降的知识盛宴，在不经意间闯入国人生活。它是一个人的大师课，也是一群人的新生活

　　本刊记者/陈薇

　　“可能我和很多人都一样，从小到大完全按着别人的引导和脚步生活：从爸妈说要多吃多睡才能长得像别的孩子一样壮，到老师说要好好学习才能有出息……仿佛只有别人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

　　“学习上、生活上，被推着往前走，蹒跚无力，迷茫困惑，不知如何解决。唯一能做的，好像就是这样艰难往前走的同时，坚持上‘幸福课’。”

　　网友的这些文字，出现在豆瓣小组“每天早起一小时，网络课程天天上”举办的“《幸福》了吗”征文比赛中。这个小组旨在带领组员以每天20分钟的进度一起学习网络公开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吸引了近1500名参与者。

　　自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决定向社会公布其从本科至研究生的全部课程起，一场国际教育资源开放与共享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直到近十年后的2010年年初，借由美剧翻译组的“无心插柳”，破除了语言藩篱的网络公开课才正式席卷中国。

　　在11月份新浪相继推出公开课视频专区前，已有十多门、约六七十集翻译后的课程在网上出现，并在网民们间通过美剧论坛、电驴、校内等站点口碑传播；而两大门户网站的加入，则将酝酿着的火种直接引燃：某门户网站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数字是，以颇受欢迎的《幸福》第一至四集为例，点击率已超过150万。目前，公开课视频专区已成为视频中回访率最高的部分，达85%，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此外，国内部分高校的校内论坛上，也出现了公开课视频专区。

　　于是，“不爱逃课，爱淘课”，“今天，你淘课了吗”，网络公开课视频迅速流行起来。

　　被淘课填补

　　“死亡？这么避讳的话题，他会怎么在课堂上讲？”中国人民大学大四学生吕晗悦用“好奇”来解释她看公开课《死亡》的理由。吕晗悦是在校内网上看见这一课程的转帖的，她没想到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喜谈论的话题，居然是耶鲁大学的一门哲学课。

　　“如果必须选择杀死1人或者杀死5人，你会怎么选？” 《正义》的主讲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以假设情境引导有关道德的辩驳。 “哪种减肥方法是最有效的？”在《有关食物的心理学，生理学和政治学》里，略显肥胖的凯利 D. 布朗诺(Kelly D. Brownell)教授告诉学生去领取一个电子表决器来统计不同选项的支持率。

　　此外，《幸福》《人性》《西方世界的爱情哲学》……“这些有意思的题目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国内高校的课程名单里”，有学生如此评价。

　　更有一个戏谑中外高等教育巨大差异的段子在网络流行：“都是讨论人生的入门课，你看看耶鲁课堂上探讨的是什么：死亡(哲学部分)，男女性欲的强度差异(心理学部分)，从城邦经验到民主政府(政治哲学部分)；再想想我们的大学辅导员喜欢念叨什么：不许交男女朋友(哲学部分)，敢交就打电话给你家长(心理学部分)，爱人不行，要加强爱国(政治哲学部分)。”

　　“理科教学照本宣科，人文社科应付了事，既没有要培养你独立思考能力的意识，也没有增进你人文素养的环境”，山东大学大一学生吴明对新生的“通识教育”颇有微词，“学生们孜孜不倦地吃草，为的只是有一天变成商品运出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农场。”

　　与之对照的是，哈佛、耶鲁等的公开课堂、随性自然的主讲教授们，似乎构造出一个更符合大学精神的讲坛。

　　《死亡》的主讲人、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Shelly Kagan)，在第一节课开始便客气地“邀请”学生称呼他为“雪莱”而不是“卡根教授”。他还自我解嘲般地说，随着自己越来越“德高望重”，叫他名字“雪莱”的也越来越少了。

　　说这话时，这位胡子看上去比头发还要浓密的瘦削老头儿，已经把一条腿盘上讲台，接着，很自然地将另一条腿也放了上去。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刘泉楚影注意到另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桑德尔教授每次都会问学生的名字，并且持续讨论下去”，“这让回答变成了一种交流。” 刘泉楚影说，这种引导和启发的方式，她并没有在自己学校的课堂上感受到。

　　她还格外关注哈佛课堂上的学生，“(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思想，肢体语言自然，观点简洁”，而她和同学们在30人的小课堂上发言还会语无伦次，这个对比让她感觉到挫败，“习惯应试教育的我们，已经过于尊重甚至忌惮所谓的‘正确答案’了。”

　　在《正义》课程的最后，桑德尔教授说，“这门课程旨在唤醒你们永不停息的理性思考，探索路在何方”，在刘泉楚影看来，这是网络公开课的意义所在，“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填补我们在以往生活中的空白；提供一种远离标准牢笼、勇于质疑的精神。”

　　白领的“幸福”课

　　在电驴看到有《聆听音乐》课程下载时，上海白领李娜突然激动起来。她不再心疼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第一次让它彻夜运行，只为第二天起床时就能看到这个公开课程。

　　尽管已经在广告界从业7年，李娜仍不时觉得自己或许有机会成为一名钢琴师。还在小学三年级时，她就能准确分辨出老师同时弹奏的几个音符；然而，她同样记得，音乐老师曾由美术老师兼任，音乐课常常被主课占掉，以至于小时候学会的五线谱，因为长期不接触，高中时便已看不流畅了，“从我的父辈到我们这一代，音乐基础教育都是缺失的”。

　　工作后的繁忙与漂泊，也让李娜一度忘记了这个未完成的心愿。现在，她以每周两集的速度学习《聆听音乐》，并且决定，“开始学习钢琴，虽然我现在已经35岁了”。

　　在三十而立的这一年，北京的IT从业者林森同样决定继续学点什么，因为他自我评价“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旺盛的好奇心，他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小，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大大的随身双肩包里iPad、Mac一样不差。他其实已经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文凭，然而，“这和学位无关”。

　　他考虑过很多办法。比如报名在职研究生、自学考试，但发现这些都是些虚有其表、获得文凭的途径。他还联系了英国开放大学的中国办事处，一位“厚道”的工作人员很直白地告诉他，“如果你真要学东西，还是劝你不要来了吧。”

　　大批涌现的网络公开课对林森而言如“雪中送炭”。尽管早在两年前，他已从耶鲁大学官网下载过部分课程音频，但扑面而来的开放课热潮还是让林森兴奋不已，“我知道我有事儿干了”。

　　对于国内大多数白领来说，开始或继续一种毫无功利性的学习，并不容易。他们回不到象牙塔，外面又找不到资源——然而，这一状况现在已经被爆棚的网络公开课改变。

　　“我们越来越富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这个曾困扰美国人的疑问，如今成为中国人的难题。“我只听见人们说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比较满意，却从未听过谁说我现在觉得很幸福。”一位网友在《幸福》视频网页下留言。由哈佛教授泰勒·本－沙哈尔(TalBen Shahar)主讲的这门课，一跃成为最受国人欢迎的课程之一。

　　公关公司员工张雨菲偶尔感觉自己已经有轻度抑郁的症状——尽管她在公司被称作有着日本范儿的“明朗少女”。尽管指甲油必须是肉色或透明的，但她每天轮换着搽；黑色或深灰的套装外面，一定是浅色鲜艳的大衣。然而，没有人知道，每天清晨，她常因厌恶上班而赖床，有时甚至崩溃哭泣：“直到看过《幸福》课，我才开始冷静考虑，究竟是因为什么让我感受不到幸福了？”

　　她开始回想自己的经历。生于湖南，学于浙江，居于北京，“越进入城市的核心，压力也越大”，曾被连续一个半月的加班累到胃病复发还不得不坚持工作，“完全没有个人生活”……这些被她刻意遗忘的回忆，在一个人进行的网络课堂上被一一梳理。

　　“也许看完《幸福》课，我也未必能够立刻看到幸福的样子，”张雨菲说，“但是至少我已经走上了寻找幸福的旅途。”

　　从资源共享到社交模式

　　随着公开课的流行，网络上也自发出现了学习者的会聚地。在豆瓣网，公开课的学习小组多成立于今年6月后，其中，公开课小组在视频专区上线不到一周便达到了2000名人数上限，很快开辟了第二小组。

　　一家公关公司的员工赵星创立了“每天早起一小时，网络课程天天上”小组，坚持要一个班长出来带领学习，每天只允许学习20分钟课程，“这个20分钟不是随便要求的，是我们经过一定量的人工实验和研究做出来的”。

　　IT从业者Vicent创办的CiCistudy课程学习网站，在公开课视频专区发布前一天上线。在知名计算机公司“每天忙到无语”的工作状态，让他拥有了迅速的执行力。在看到“白领热衷公开课”的新闻后的第三天，他便开始了网站设计——最后，这个网站还以支持他的女朋友名字命名。Vicent计划，不只限于视频，还会聚焦于课堂交流式的社交模式，甚至加入国际名家博客的聚合信息。

　　“大家都是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大家整合起来”，品牌营销从业者、说话缓慢温柔的广东女孩Soco决定和朋友、“IT狂人”林森合作，创办一个公开课学习及分享网站，采用类似维基百科般的内容建设方式，实现笔记、心得等资源共享。两人都曾赴英国留学，亲身体会到中国学生“逻辑思维框架的缺乏”，于是在此事上一拍即合。

　　然而，这类网站的商业前景，Vicent和Soco都表示“暂时看不到”，因为由初现苗头的公开课热潮带来的受众群体，还处于培育及稳定期。

　　曾让Vicent奇怪的一个信息是，通过在网站正式上线前的简单调查，他发现“目标群体实际反馈得到的情况是白领群体更切合实际，大学生浮躁些，对公开课视频反而需求并不大”。

　　“现在我们中间看的人还很少，差不多有两三成吧。没有不感兴趣的，但是真正坚持看的人就不一定多了”，大四学生吕晗悦还推测，公开课程更吸引那些计划出国的学生，因为“(考)托福就得考学术性的一些英文”。

　　赵星坦言，目前豆瓣小组的发展尚不符合她的预期。她的理想状态是站长不发签到帖，组员们也能自觉地开帖写下学习感想，“相互之间组成学习小组，甚至对我的模式提出不同的意见及解决方案，这就成了。”然而，“这些人能走多远，坚持多久，这很难讲”。

　　另一个稍感挫败的细节是，以《正义》为例，同样是在五个月前上载至优酷网站的视频，第一集的播放率已经高达1.6万人次，而最后一集只有不到两千人次。

　　“我们并不指望每个人都去喜欢它”，Soco与林森的想法非常清晰，“这个群体相对来说人不会多，但是绝对数量不会少。”在Soco看来，通过网站聚集起公开课的真正爱好者，这对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学习者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总之，城市、年龄、性别或是职业身份，这些物理指标都不足以概括公开课爱好者群体的共同特征，就像一位网友的留言在不经意间的阐明：“保持好奇心，不要丢弃；终身学习者，我自喜欢。” ★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开放课的崛起

　　这些颇富含金量的开放课程，以一种共享的理念公开，在共享的精神下传播……

　　本刊记者/黄艾禾 陈薇

　　差不多10年前，2001年的4月4日，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院长查尔斯·韦斯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该校网络课件开放工程(Open Courseware)正式启动时，人们恐怕很难想到，这一举动将会影响深远，甚至波及到地球另一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

　　从星火到燎原

　　MIT的开放课程计划简直近似一个乌托邦理想：用10年时间，把MIT几乎全部的、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的、总共2000多门课程的资料制作成网络课件，分批放在互联网上，供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学习者免费使用。

　　这所赫赫有名的美国“常青藤”名校，在全球学子向往的高校金字塔中，排在顶尖的那一层中。每年全球1万多的申请者中，只有1000余人能得偿所愿，同时还要交纳每年四五万美元的学费。可以想见，MIT的每一堂课程，其“含金量”有多高。

　　为什么要把这么“贵”的课程，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人们？

　　MIT乃美国硅谷的孕育之所。自IT业诞生起，“源代码开放”精神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强大精神信念，早期的IT先驱们，以免费、开放、人人有权参与为IT的基本信念，造就了那个年代宛如童话般的传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MIT产生出将课程免费开放的“开源”理念，有其内在逻辑。

　　校长韦斯特说：“我们也必须下定决心利用我们的新科技， 利用它们来对全世界的人类赋予知识的力量，让教育更为平民化……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协助提升全世界每个角落的高等教育。这个计划基于两个价值观：机会与开放性。这两个价值观让我们的大学与国家强盛，这两个价值观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安全与繁荣。”

　　韦斯特谈及的“开放”，包括免费供全世界的学习者和教学人员使用，无需注册、登记，不收费，上网下载去看即可；同时，也不提供学分和学位。也就是说，它只是为满足对知识有渴求和兴趣的人，没有任何其他功利目的。

　　开放课程的工程进展得很快。目前，MIT已经实现将2000多门课程搬上网。这些课程的访问量每月平均达到100 万次，所翻译的课件平均每月的访问量超过50 万次。

　　除了MIT，在美国已经有20多所大学加入这个行列，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犹他州州立大学、普渡大学等等；在欧洲，自2006年始启动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开放学习”计划等三个开放教育资源实践项目；在日本，已经有16 所大学公开了部分课程，其中包括东京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等著名高校；在中国台湾，已有14 所大学公开了其课程。此外，在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也都不同程度地推出了相应的开放式课程，它们有的是拿出本校最拿手的课程，有的是将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开放。

　　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者王龙的研究，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就此举行了专题论坛，到2008年，开放课程联盟的机构会员遍布世界各大洲，超过250所大学或机构，运行了100余个项目网站，共享超过6200门课程资源，并有400门课程被翻译为10种以上语言的本土化课程， 这些网站每月的点击访问量平均达250万次。

　　不到10年，开放课程在全球已是燎原之势。

　　朱学恒的队伍

　　当韦斯特校长踌躇满志地宣布MIT开放课程正式启动之时，隔着太平洋，台湾的年轻游戏迷朱学恒还毫不知情，彼时的朱学恒正在与《魔戒》鏖战。

　　朱学恒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做事的出发点，往往就是“好玩”。当年因喜爱游戏，他喜欢上了“奇幻文学”，一口气翻译了20多本奇幻小说，当他听说电影《魔戒》快要上演时，主动找到出版社请缨翻译，并只用6个月便翻完这套皇皇巨著。结果《魔戒》在台湾大卖，他拿到的稿费达2000万台币(合人民币500万元)，这一年，他27岁。

　　一下子成了千万富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朱学恒的决定又颇为另类：把钱全部捐出来，成立“奇幻文学基金会”，他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回馈社会，比如用来推动他心爱的奇幻文学事业。

　　决定投入到开放课程这件事，是2004年。2003年，朱学恒在美国《连线》杂志上得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课程计划，他觉得这个计划“超赞”。当年他在台湾中央大学读电机系时，曾碰到一位“三板”(只会看天花板、地板和黑板，完全不会与学生互动)老师，害得他电磁学这门课被“挂掉”重修。“但是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有机会看到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伯克利的课程，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再给他们多一些选择、更多的可能性。”朱学恒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开始，朱学恒认为一定会有人来翻译这些知识宝藏的，“一定会有比我厉害很多倍的人，教育部长啊、诺贝尔奖得主啦来主持这个计划，所以我其实只要等就好了……”但他等了一年，发现还是没人干，于是决定自己做。但面对上千门课程，他一人之力肯定不够。

　　朱学恒的办法是招募志愿者。他想找到像他一样为理想为兴趣而不是为金钱做事的人一起来做。

　　一年多以后，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的1500名翻译义工聚集到他的旗下。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很意外。原来全球华人的高知分子都想要帮助别人，帮助自己的民族、国家，原来大家都想帮助别人……”

　　这些义工，有的是在澳洲当中文学校的老师，有的在台湾当学校的校长，有的在日本工作，休息时间翻译一些跟日本有关的东西。还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多是大学生。

　　朱学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今天，聚集在他这里的义工已经达到2700多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翻译志愿者，占到了一半。

　　这支义工大军让MIT也深感惊讶。通常在世界各地为开放课程做翻译的，都是些单位组织，一般是由很多所大学组成的联盟，而朱学恒告诉MIT，他们就是一群志愿者，对方就很奇怪：“你们这个单位什么钱也没有，就要做？”朱学恒对他们说：我们就是觉得这些知识非常好，想把知识分享出去。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名也不是要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知识，只要有一个人觉得这些知识能够改变他的人生，我们就觉得非常值得……最终，朱学恒的义工团队得到了MIT的承认。

　　早期的开放课程翻译，受限于当时的网络技术条件和带宽，以文字为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地以视频形式呈现。朱学恒说，至今他们的团队已经翻译完了1000多门课程，300多个小时的视频内容。

　　在大陆“引爆”

　　尽管朱学恒的团队从事开放课的译介已近6年，但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对开放课的追捧却直到2010年才开始爆发。而这与一个以翻译美剧著称的字幕组息息相关，可以说，这个名为“YYeTs人人影视字幕组(以下简称‘人人字幕组’)”的志愿者翻译团队真正让国外高校的开放课程在中国大陆地区引爆。

　　通过电话，身处西安的“人人字幕组”的站长梁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这个过程。在论坛里，网名为LL的他常被称呼为“boss”，而他也如boss般语气低沉、表述简洁。他说，大约在2009年年底，“人人字幕组”的纪录片组中已经有人在开始尝试翻译开放课程，而知悉开放课程则是早在2007年到2008年前后。

　　“那时‘人人字幕组’的翻译力量不够，同时片源的质量也比较差，”梁良说，于是他们决定先放一放。到2010年年初，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的开放课程，许多网友到“人人字幕组”论坛上请求字幕组翻译。3月，梁良的一个朋友直接找到他，要求翻译哈佛的开放课程《正义》。

　　“我浏览了一下，太专业了，实在不敢接这个招呀！万一功力不够败下阵来，那就丢脸了！”梁良说。

　　可是，朋友催得紧。后来梁良决定上马翻译《死亡》课程。他把任务安排给了团队中的一批新加入者，将第一课拆成6个部分分头去做，共收回30多份稿子，再慢慢挑选质量好的合并为一份完整的，校对一遍后，放到了网上。他心想，要是这东西没人看，以后就不做了。

　　当天晚上，梁良到网上一看，“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几百楼的回复，全部都是支持叫好，有些同学都感激得不知道怎么用文字表达了”。

　　看到这么多的支持，梁良决定招募专业人士上马这个开放课程。几天下来，“应聘人员无数”，原来梁良担心人们会对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开放课不感兴趣——兴趣第一是“人人字幕组”的基本原则——不想一下子就冒出好几个“总监级”的译手主动请缨。于是，从哲学课到古典音乐，从金融到物理，一门门课程就这样启动了。

　　到今天，“人人字幕组”大约有20余门开放课程在开工或已完工，十几名总监各负其责，上百名志愿者密切配合，日夜奋战，他们运行的规则和职业精神也一如做美剧字幕。除了“人人字幕组”，中国大陆还有TLF字幕组也开始做这件事。

　　从上马开放课程伊始，“人人字幕组”就与朱学恒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我们做了《死亡》课程之后，他就过来联系了，他说，你需要什么片源，我来帮你，我们做的字幕你们可以拿到大陆用，修改修改就可以发了。”

　　“他们做的字幕我们要换成简体字，有时还要改改语法。我们之间产品都是公用的。我们的东西他们也这样拿去用，这十几门课程都是这样做的。”梁良说。

　　朱学恒对他的大陆同行们评价颇高：“他们延续了我们当初的那个开头。而且，从整体来说，大陆字幕组的志愿者的英文水平更高更整齐。”

　　商业网站的嗅觉

　　到了2010年秋天，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加入了开放课程的行列。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开放课程在网上很受欢迎，”新浪教育频道总监梅景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今年8月20日，我们在教育频道里正式放上了第一个开放课程的视频，哈佛大学的哲学课《正义》。”这个视频的点击量约有3万多。在此之前，实际上早在3月就有网友将这门课上传到新浪，在8月20日之后，仍有网友自发地上传这门课的内容。

　　目前在大陆网上流传的开放课程大约有上千集，梅景松说，他们精选了几十门课程，基本都是社科人文和管理类的，一部分是与“人人字幕组”这样的翻译团队合作，将他们已经完成的作品搬过来，另一部分是自行招募译者来翻译，当然，这是要付报酬的。

　　相比来说，另外一家商业网站做得规模更大场面更豪华。11月1日，隆重推出“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上线的1200集公开课视频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也多集中在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其中有200集配有中文字幕。内容副总监张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200集中，有120集是门户网站自己组织人翻译的，当然这也是要付酬的。其余的80集，都是人人字幕组和其他字幕组做的。“我们将一天一集往外推，接下来会做到一天5集左右，会推出一千多集，那么就会有上百门课吧。”

　　如今，网友们在网上除了可以看到这些国外著名高校的开放课程，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叫做“TED演讲”的视频。

　　TED是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这个会议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它于1984年由理查德·温曼和哈里·马克思共同创办，实际上是一个精英俱乐部。到TED演讲的人，都是各领域最新最有想象力的发明者或设想者，包括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每场演讲时间都在18分钟以内，而这些演讲的内容也是在网上免费向全球开放——在这一点上，TED与开放课程异曲同工。

　　义工VS金钱

　　非商业化，是开放课程推出之初的既定原则。然而，推出这些课程本身是要花钱的。

　　每一堂开放课程的制作费用，据称达2000美元。可以想见这样的工程花费不菲。MIT当然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学校，不过实际它也得到了许多校外的资助：除了最主要的惠勒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外，还包括安德鲁·梅隆基金(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等等。

　　朱学恒的团队由志愿者组成，都是义务性质，但是仍然会有花费。朱学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管理这个项目和团队，需要有几个专职人员；另外，需要在各地搞些社会活动扩大影响联络各界力量，这些都需要花钱；还有，为保证翻译质量，还需要聘用外语高手来加工编辑稿件(当初MIT对他这个义工团队的翻译水平的怀疑总是让他耿耿于怀)，这些都需要钱。早期的经费，主要来自朱学恒的个人投资，后来惠勒特基金会给了不小的资助，现在能承担他们一半的费用，还有，网友们也不时有小额捐款赞助。

　　“终有一天你自己的钱会花完的，到时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朱学恒笑道：“到时候我再去挣啊。”

　　“人人字幕组”所需的经费，主要花在了租服务器上，来源基本是网友的捐助。

　　“他们(指大陆的团队)的花费会比我们少些，”朱学恒说，“他们不用搞很多社会活动，而且，他们的义工普遍水准很高，所以也不用在专职编辑上花很多钱。”

　　而像新浪这样的商业门户网站，他们就要纯粹往里面贴钱，据张锐说，第一个月下来，已经投进去了100多万。“这个项目我们只会往里面掏钱。但是，总要有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这些有社会效益的事情吧！”

　　梁良说，“人人字幕组”做的开放课程字幕，别人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只要能注明出处。他也注意到在淘宝网上有不少人在出售这些课程，他不喜欢这样的有偿分享，但他也无奈。

　　2009年9月，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宣布因经费短缺，停止了其开放课程的实施。但在中国，人们对开放课程的热潮才刚刚兴起。 ★

　　(实习生刘艳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专访全球开放课程联盟主席斯蒂芬·卡森

　　“为知识开锁，让大脑给力”

　　对麻省理工学院来说，开放课程项目建立的初衷并不含有公关目的，但有意思的是，它的确为这所学校在全球范围内带来巨大声誉

　　本刊记者/ 安然(发自美国)

　　从波士顿市区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需要坐“出城”方向的红线地铁。在这个名为剑桥的小镇里，坐落着两所享誉世界的大学。

　　在剑桥镇，哈佛校园所特有的绛红色，具有凝结历史般的厚重感。与之相对应，麻省理工学院则是一片潦草地散落在查尔斯河畔的混搭式建筑。MIT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所有的建筑都任人穿梭。很多外形粗笨的大楼有水泥灰色的外墙，或者被大块厚重的玻璃幕墙所包围。研究中心楼顶的烟囱飘出白烟或热气，甚至有弃用的铁道从校区穿过，让人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厂。

　　也许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像大学，但正是这里，走出了76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或工作在这里，或从这里毕业。

　　左边拿锤，右边捧书，是铭刻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徽上的两个人物形象，而它的校训——“动脑，动手”更是用一句大实话诠释了这所大学务实、开放的一贯精神。

　　百老汇大街1号，这座外形如方盒子一般的银色大楼冷感十足，它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区的东北一隅。10年前创办的“开放课程项目”一直在这里运作。该项目对外关系主任，同时也是现任全球开放课程共享联盟主席的斯蒂芬·卡森把三个厚重的白色文件夹从书柜里搬出来放到桌上，指着它们说，“这，就是当年顾问委员会的调研报告。”

　　2000年前后，世界上很多大学开始意识到远程教育必将成为一棵摇钱树。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因应互联网带来的教育方式的变革，要求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回答两个问题：网络将如何改变教育？麻省理工学院该怎么办？

　　其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教师已经开始私下里“耕作”远程教育这块“自留地”，他们期望着这个委员会的结论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名正言顺。然而，由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海尔·艾贝尔森牵头、10名教师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经过一个夏天的调研，最终在提出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之后，建议麻省理工学院不要利用互联网赚钱，而应当把最核心的教学资料——包括教学大纲、授课笔记、作业和考试题——全部“端到”互联网上，供全世界免费享用。

　　如今，顾问委员会的这份调研报告还存放在卡森搬出的那三个大文件夹里。它会不会成为人类教育史上一份历史性的文献？10年的时间，这些尚未泛黄的纸张似乎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150年前建校之初，麻省理工学院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引领了一场大学教育的革命。而10年前的这次惊人之举已经带动了全球的开放课程运动：自麻省理工学院2001年4月宣布将其2000多门课程全部搬上互联网，供全世界免费使用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加入到教育资源共享的行列中来，他们建立起的“开放课程联盟”已经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了超过13000门课程的资料。

　　身处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虽然你可能没有机会走进麻省理工学院那不拘小节的校园；不能花每年41000美元的学费去拿一张它的文凭，但是只要你打开任何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电脑，你都能学习这所世界顶尖大学的任何一门课程，包括最受欢迎的哲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地球和大气科学、数学、核工程学、物理学、管理学……你不用花钱，甚至连注册都不用。

　　“大学的使命是分享知识，我们的项目正是为全世界的教育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斯蒂芬·卡森说，“我们的宗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一脉相承”。

　　开放课程项目的口号是——“为知识开锁，让大脑给力(Unlock knowledge, empower mind)。”这听起来的确像是那百年校训的翻版。

　　11月29日，感恩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这个晴朗的初冬，斯蒂芬·卡森的办公室里飘溢着咖啡的浓香。一张宽大的展示台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品，包括一个金色的北京奥运纪念盘，上面镌刻着中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的时候，卡森开玩笑地说，他打算把这句口号用在他的开放课程项目上。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的理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斯蒂芬·卡森：本世纪之初，网络远程教育初步成型，已经有一些大学以盈利的模式对其进行开发。通过收费的远程教育，教育机构可以给学习者颁发类似于文凭、证书之类的认证。面对当时的情况，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建议组成的远程教育顾问委员会考虑到，传播知识是教育的首要使命，利用远程教育赚钱与之不相符。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成功的大学，有优秀的教师、课程和教学条件，比如实验室、计算机系统等，这些条件应该利用远程教育的最新技术手段，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群，而不是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开放式地提供教学资料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使命相符合。

　　同时，开放课程概念在提出之初并不意味着不加限制的使用。为此，委员会提出，一切使用者都应该用于非商业性目的、传播教学资料应注明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等。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开放课程可以说就成了“免费赠送”的代名词。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构想之初，教师中有没有反对的声音？他们主要的担心是什么？

　　斯蒂芬·卡森：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力挺该项目。当时，委员会成员到每一个系去找教师征求意见。对于来自少数教师的不同意见，他们做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教师们有诸多方面的担心。比如，增加他们额外的工作量。他们相信，除了贡献自己的教学资料，甚至还有可能收到远程学习者的电子邮件，需要回复。有的教师认为，还是应该把学生吸引到教室里来，那才是正道。也有人抱怨，由于教学资料免费上网，就必须放弃知识产权，那么，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的销售受到影响怎么办？还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会利用免费的教学资料来办学、发证，大发横财？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我们采取自愿的原则征集公开课程的教学资料；第二，对这个浩大的工程，会采取小规模试验，逐步推进的方式。实际上，有很多教师对开放课程的概念感到兴奋，因而，第一年很容易地提供了50门课程，作为对开放课程这一概念的试验。试验的结果，让更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大多数的顾虑都消除了。直至2007年，我们终于开放了校内所有的课程。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原来担心的一些问题是否出现过？

　　斯蒂芬·卡森：的确，我们也会偶然发现一些非法使用开放课程资源的现象。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情况都是由课程的使用者向我们提供的。

　　比如，我收到过来自喀麦隆的一位学习者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在喀麦隆，有人宣称和我们有合作关系，通过学习他们提供的收费课程，能够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授权的证书。在伊朗，有人向我们举报当地把开放课程的教学资料制作成DVD销售。我以为，我们庞大的使用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些对资源的非法使用现象，让我们能够及时地制止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不会把自己真正核心学科的课程公之于众，是这样吗？

　　斯蒂芬·卡森：经过10年时间，目前，开放课程项目的网页上提供了本校全部33个学科总共2000多个课程所有核心的教学资料。在这些课件中，视频资料所占比例很少，仅有34个。此外，我们每年都要对200门课程进行更新，其中对140门更新教学内容，另有60门课程是完全新加入的。因此，开放课程的总数是每年小量增加的。如果遇到同一门课程有相同或类似的授课内容，我们会和授课教师协商，根据他们的意愿和课程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个在网络上公布。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教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程时，教学内容和方式有较大的差别，我们也可能将资料一并发布。

　　除此之外，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已经将800门课程的资料翻译成5种语言供各国使用者学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两个组织，他们是大陆的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CORE)和台湾的志愿者组织OOPS。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团队是如何组成和分工的？他们的日常工作内容有哪些？

　　斯蒂芬·卡森：我们的团队目前大约由20人组成。其中最主体的部分是出版部，这个部门的人数占整个团队的大多数。他们的职责就是去和教师交流，了解教师授课的情况，问他们是否有把自己的教学资料贡献出来的意愿。你知道，教师的日常工作是很忙的，他们愿意参与开放课程项目，但是可能没有时间去具体处理自己的教学资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得到教学资料之后，要进行加工整理。其后，还要交给负责处理版权问题的人，由他们逐一落实资料的授权发布问题，因为教学资料不仅来自于教师，有的图片、表格等还可能出自其他来源，这些都需要从原作者处逐一得到授权。出版部还有一组产品技术人员，他们负责把教学资料进行编码、处理图片、声频、视频录像等特殊的教学资料，并最终发布到网上。

　　除了非常繁忙的出版部之外，我们的战略发展部着眼于制定规划、对外联络，并有专人负责寻求赞助支持。一个精干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对整个团队的管理和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在印度设立了唯一的一个海外制作中心，我们以外包的方式，请印度一家公司组成6人的团队，来帮助我们完成一部分教学资料的加工、出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运作资金的情况如何？

　　斯蒂芬·卡森：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项目每年的资金预算大约为350万美元。学校自身承担一半，另一半则由社会捐赠资金来支持。目前捐赠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基金会提供的总共约2500万美元的捐款。此外，去年来自全球开放课程使用者的个人捐款总额达22万美元，相当于每个使用者贡献50美元。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寻找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比如，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我们开始在网页上为赞助者设置链接。总之，通过探索，寻求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传播知识以外，开放课程项目是否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力？

　　斯蒂芬·卡森：的确。参与开放课程项目的教师相信，他们不仅通过互联网分享知识，而且还要通过这个项目改变大学对互联网的认识。在此之前，互联网被看做是一种赚钱的方式，可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把互联网看做是帮助人的途径。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自己坚持共享精神，而且还要帮助其他的大学，来分享他们的资源。这也是开放课程共享联盟之所以建立的价值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项目看做是一个成功的公关计划？

　　斯蒂芬·卡森：我们的项目不是为公关而建立的，但有意思的是，它的确为学校树立了非常正面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它迎来了掌声。

　　尽管如此，我们对互联网共享资源使用的理解，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乐意分享教育资源的大学来说，还有更多的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

　　桑德尔：期待创建“全球教室”

　　本刊记者/安然(发自美国)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讲授的《正义》，被称为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因而，这门课多年来“占据”了在哈佛“地标”纪念大堂里的桑德斯剧场。今年3月，桑德尔应复旦大学之约，前往上海讲授他的《正义》课。可是，当他刚开始引用他最常使用的“有轨电车司机撞死人”的例子来说明伦理困惑时，下面听课的学生竟然都已经熟悉了这个故事。最后，他只好临时改用另一个例子。

　　桑德尔说，这一次，他领教了互联网的厉害。由于《正义》课被完整地制作成视频在网上播放，桑德尔在中国、日本、韩国变得比他在哈佛校园里还受人追捧。11月29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介绍说，哈佛现在还不是全球开放课程联盟的成员。但是，学校已经决定以他的《正义》课作为开放课程的试验，力争创造出开放课程的新模式。

　　桑德尔讲课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喜欢引用鲜活的例子来说明抽象的哲理；此外，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展开对话和辩论也是这门课的另一个特点。

　　目前，由非营利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正义》课专用网站，已经把这门课程打造成12集视频节目供公众免费观看，配以与该课相关的文字资料。桑德尔的课程因而不胫而走，让他迅速由哈佛名师，变成了全球名人。

　　“教育应成为公共资源，让人们免费享用，”他对记者说，“哈佛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我的课是一个试验，也是一次新浪潮的开端。”

　　桑德尔认为，互联网将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和多边交流。他透露，他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邀请中国的教师和他一起来开《正义》课，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教室”和他在“哈佛的教室”共同上同一门课，双方分别引用自己文化背景下的例子，实时地对哲学、伦理学问题展开双向讨论。在用“全球教室”来描述这一盛举的时候，这位儒雅的哈佛教授表情兴奋。

　　“互联网是人类宝贵的‘装备’，它让真正的国际对话、全球交流成为可能。”桑德尔说，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中国开放课的“七年之痒”

　　从2003年起，中国高校便开始打造自己的“精品课程”，国际教育资源开放运动也于此时进入中国，但7年之后，对众多中国网民来说，它们仍是“陌生人”

　　文/马多思 刘艳平

　　从2010年初开始，一股开放课热潮在中国大陆网友中蔓延开来，这些被称为“淘课族”“网课粉”的群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增长，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代表推出的开放课对这些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在国外开放课程火爆网络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名校的开放课在哪里？中国高校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开放课程？为什么在这轮“淘课”盛宴中，中国高校拿不出自己特色的菜品？

　　分享与动机

　　“我们宣传得太不够了，宣传方面就要靠你们媒体帮忙了。”11月23日中午，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终身教授、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CORE)主席王逢旦有些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个名为“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的机构位于北京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大楼内一间小办公室内，在中国做着推广开放课的工作。

　　CORE的成立缘于MIT的开放课程计划。2002年前后，MIT认为需要公开课程的最大人群应该在中国，想到中国推广，在初期尝试不力后，得知王逢旦教授从1978年起就开始在中国做教育交流工作，于是找到他，委托他全权代理MIT在中国开放课程的推广。2003年秋，通过王逢旦的努力，在(中国)教育部和一些高校的支持下，CORE在北京成立。

　　作为一个大学联合体机构，CORE由26所大学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及44所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会员单位构成，其宗旨是吸引以MIT为代表的世界优秀大学的开放资源，用以提高中国教育质量，同时把中国的“精品课程”推广到国外去。因为课程的推广是义务行为，CORE的运营费用主要依靠美国惠勒特基金会每年20万美元的资助。

　　“钱真的很少，我作为管理者一分工资不拿，我的各种费用都是自己想办法负担。”王逢旦说。

　　因为资金所限，CORE的运作离不开大量志愿者的参与。目前，CORE拥有上千名志愿者，已翻译出500门国外开放课程，还把20多门中国“精品课程”译成英文让世界共享。此外，CORE还多次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交流中外开放课程。同时，他们还用MIT开放课与中国很多大学的课程做对比研究，分析中国的教学方法与MIT的有什么不同。

　　在清华大学教务处，李向荣一直负责清华与CORE的合作事项。工作内容并不复杂，CORE每年都向全国高校发布项目安排，每年5月合作的高校就去看CORE更新的开放课程，对感兴趣的开放课程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翻译课程在教学中的使用，然后写一个应用报告提交给CORE。翻译好的课程，CORE会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简言之，就是把开放课程本土化，在会员院校中进行教学应用、对比和研究。

　　通过CORE，开放课算是进入了中国。但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国内机构对推广者动机的怀疑——世界一流高校的课程，可以免费借鉴参考，会有这样的好事？至今，仍有不少人对国外高校的做法心存疑惑。

　　2003年，当王逢旦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开放课程计划时，一些学校领导上来就质疑：“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每当这时，王逢旦就会反问一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看到校长们默不做声，他接着说：“把知识传播给下一代，人类共同开发的智慧为全人类分享，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开放课程)就是一种分享知识的精神。”李向荣说，“在和CORE合作过程中，我觉得共享精神似乎完全融入到了MIT这些老师的文化和生活中，中国的老师可能在这方面还不能和他们相比。”

　　门庭冷落的“精品”

　　就在CORE开始把开放课介绍给国内高校的同时，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与资助下，带有中国特色的开放课程“精品课工程”出炉。

　　2003年4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阐释“精品课工程”建设目的：“(精品课程)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进一步促进教授上讲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王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务处高等教育研究室教师，对“精品课工程”有着长期的研究。据他介绍，“精品课工程”是世界范围内开放教育资源实践的一部分，中国的精品课与国外的公开课相比，精品课采取逐级遴选、内外结合的方式，为激励和保障课程质量，教育部会给予精品课资金支持和荣誉评选。一些高校会对获得承担精品课程资格的骨干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给予优先考虑，课程教学建设经费也会予以优先支持。

　　CORE高级主管延二芳认为，教育部推出“精品课工程”，有个背景就是高考扩招后，一些地区的高校教学质量下降，精品课的推出，希望对这些教育落后地区和一些教学质量不高的院校起到指导和提高的作用。

　　在CORE“掌门人”王逢旦看来，国内精品课与国外开放课有本质区别：中国的精品课有政府支持，学校积极性高，参与精品课的教师可以从国家获得经济与名誉的奖励；国外的开放课没有政府参与，各学校都是自己找钱，授课教授们也许会因为开放课获得很大声誉，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报他的课，他的著作可能也会因此更受欢迎，但这都是来自民间的认同；同时，王逢旦认为国内的精品课内容“深”且“芜杂”，不如国外的开放课程那样适合学生学习掌握。“另外精品课几乎没有更新，做完就完了。而国外开放课程总是留下教授的邮箱甚至电话，他们有时会根据观看者的意见改进自己的课程。”

　　笔者从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上看到，截至2010年11月10日，国家级精品课程已达3523门，省级精品课程8409门，校级精品课程8034门。

　　但现实状况是，“淘课族”们对国内精品课的了解甚少，一些知晓的网友也对其评价不高，有网友在百度知道中写到：花那么多钱做了很多重复的精品课，但很多人不能用，因为没有权限。很多精品课就为拿到资金，拿到项目，做完一件事情就结束了，哪管推广？

　　“那些‘精品’，不是网页打不开，就是堆砌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所谓论文！”北京某高校的一位博士生直言不讳。他曾帮导师申请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只要录一段上课视频，再把课件什么的交上去就行了，根本没有从接受者的角度进行过任何考虑和设计。”他坚信，这样的网上课程，对自学者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笔者发现，其实像北大、人大等一些高校也有自己的开放式课程。为检验国内大学的精品课是否能顺畅地观看，笔者点击人民大学网首页的“开放课程”，即可进入一个名为“网上人大开放课程”的页面。用户经过简单注册后，就可以选择课程开始“上课”了。

　　课程包括管理类、法学类、文学类、经济类、基础类五大类22门课。随意点击一门课，出现的是课程大纲、课程讲解、综合练习、例题分析、相关案例、样卷、参考文献。但课程以文本和PPT形式呈现，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没有课堂互动。“和自己看书也没什么不一样”，一位网友留言说，“上过一次就够了，觉得很没劲。”

　　在北大教学网上，可以找到108门公开课，与人大相比，北大的公开课看起来精致许多，附有资料图片和视频，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作业。清华大学网站上也有精品课设置，打开还比较顺畅。

　　事实上，目前许多国内高校都在自己网站推出了“精品课程”，这是按照教育部推行的“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设置，将各个学科的优秀课件放在网上。但是，除少数院校外，很多尝试观看的人都在抱怨“不是打不开，就是一堆枯燥的PPT”，形式大于内容，根本没有从听课者的角度考虑过。

　　不仅是网民，CORE主席助理卢健也经常遇到打不开某些大学精品课网页的事情，他认为国内只有财大气粗的清华，能做到精品课网页始终能顺畅打开，内容也比较精致，水准在国内是最高的。

　　“不是钱的问题”

　　总体而言，无论是高校的“精品课”还是CORE网站上公布的开放课，与“人人字幕组”、新浪、网易等提供开放课视频的网站相比，都有些门庭冷落、乏人问津。

　　对此，王逢旦认为，一是因为国内高校以及CORE宣传乏力；另一方面，他觉得现在受追捧的开放课都是中国网友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的基础类课程，“而且有中文字幕”。而CORE组织高校翻译的课程很多是专业程度很深的课程，不易引起普通网民的兴趣。“MIT的开放课程除了有适合大众观看的外，也有很多是属于与世界各高校资源互换共享的部分，那里的很多课件只适合学术界的专业人员。”

　　但真正原因可能不仅如此，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论是参与开放课内容建设的门户网站还是像“人人字幕组”这样有大量网民基础的网络论坛，其人气都是国内院校及CORE的网站所无法比拟的。对此，CORE主席助理卢健，近日拨通了“人人字幕组”的联系电话，希望双方有所合作。“既然大家做的事情有交集，都是想把外国名牌大学的开放课程更好地介绍到中国，能不能探讨一下合作的可能？”卢健在电话中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对此建议，“人人字幕组”给了明确答复，“完全可以合作”。

　　但是，除了网站人气问题，在内容建设本身，CORE及高校网站也缺少亲和力。CORE翻译的都是文本格式的内容，而视频节目中却没有中文字幕，所以一直不被网民关注。不仅如此，国内的精品课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少之又少，在CORE网站上，目前只有区区的20多门。王逢旦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中译英要比英译中难很多，而且成本也更大。”

　　翻译问题限制的是国内开放课向国外推广的力度，而对于国内精品课在国内也乏人追捧，则有更深层面的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谈到了中国老师们的顾虑：“有的课程我们和别的学校一样，已经放到校园网上去了，但是要放到社会的网上去，你就要琢磨我们的很多课程水平是否能达到。有的老师也怕自己的课件被抄。”

　　清华大学的李向荣则干脆不看好开放课在中国的发展：“不是钱的问题，MIT在开放课程中有专门的工作小组，组织工作做好了，教师的时间负担就很小。清华可能还做不到，老师参与开放课花费精力很大。另外清华的课程建设还任重道远，首先要把自己的东西搞好，才能拿出来。但这个日程表我就说不好了，总之我没看出有什么太大希望。”

　　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认为，国人骨子里就没有资源共享的习惯：“开放课程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施起来很难。”“(开放课)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理念，我们总是习惯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为什么说我国很多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就是因为互相不通气，资源无法共享，重复建设。”

　　除此之外，资金依然是国内开放课不得不面对的制约因素。随着惠勒特基金会给付的经费难以为继，王逢旦不得不考虑CORE如何支撑下去的办法。“免费的原则我们要绝对遵守，开放课程是绝对免费的，但我们可以做服务，比如帮助学生参加考试。我们也在想，是不是把一些公司的介绍放到我们的网上去，以增加收入来源。另外也想过设立会员制，与普通网民比，会员将有考试的权力……不论怎样，提供免费资源的同时是需要运营成本支撑的，没有任何收入，最后只能导致免费资源枯竭。” ★

　　开放课挑战中国高等教育

　　“开放课”把高等教育全球化带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优质教育资源，中国教育界应该如何回应

　　文/薛涌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学好英语不用上大学》，称在中国大学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的同时，以美国常青藤为主的一些世界名校，正把自己的课程免费搬上网，使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参与的大学不仅自己投入大量资金，也得到了各种基金会的资助。可以预见，网上这种“开放课堂”将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年轻人与其缴纳高昂的学费到平庸的中国大学课堂里混，不如先把英语学好、然后专心啃下十几或几十门由世界一流学者主讲的课程。

　　这个观点在当时也许异想天开。但是，今年这种网上的“开放课”突然在中国火爆起来，乃至新浪、网易等商业门户网站纷纷开始转播。许多年轻白领因为“开放课”而有了“网瘾”，并且组成学习小组，共同切磋。比起“开放课”来，他们的大学教育显得索然无味，甚至相当“垃圾”。这一趋势如果继续的话，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上大学呢？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全球化过程中。看看发达国家大学中的外籍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就知道，高等教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开放课”把这种全球化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教育界也必须对之作出回应。

　　那么，应该怎么回应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讨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种“开放课”所代表的新教学方式，在国外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第二，为了吸收“开放课”所提供的知识，中国教育界应该作什么？

　　在网上“开放课”领域打头阵的，是美国的一些名校。美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强调“公共服务精神”，以别于欧洲大学，一方面又保持着强大的私立传统，似乎和“公共精神”有所矛盾。其实，这种“美国大学传统”，就和盖茨、巴菲特所代表的慈善精神一样，坚信私人的业绩从来都有回馈社会的道德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公共服务”，使许多通过政府来行使的“公权力”成为不必要。当欧洲大学必须从政府拿钱来履行其公共职责之时，美国的大学则可能通过私立的方式更有效地对社会提供服务。不过，到了9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美国的名校越来越热，财富越来越多，乃至遇到有钱多得花不出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各校纷纷和企业进行赢利性的合作，比如在医药、高科技等研究领域，高校经常为了专利而对新创造的知识保密，背离了其传播知识的职能，因而遭到舆论的质疑和谴责。于是，大学一方面被强烈的“公共服务精神”传统所推动，牢记自己的社会使命，一方面又受到社会各界对于其知识保密的攻击，必须证明自己仍然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信奉者。这样就使一些最有名的大学把自己的课程免费在网上公开。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哪怕是一些最富的大学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财富大为缩水，扩张网上的“公开课”很难排在议事日程上。但是，一旦经济恢复，这一潮流会再度成势，乃至一些二、三流大学也会投入其中。美国的大学有4000所左右，人才分布均匀，许多小大学也藏龙卧虎，拥有着一流学者。一旦低层级的大学参与，网上的“开放课”就将变得更加目不暇接。

　　其实，“开放课”还只是事情的一端。在商业领域，美国最近崛起了“教学公司”(teaching company)这种私人企业，到各高校搜罗明星教授，把他们的课程制作成光盘在市场上销售。这样，明星教授就像动不动出唱片的歌星一样，有了市场价值。而一个课程整套光盘的售价也不过几十美元而已，比起到大学选课来，其价格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在市场上能够轻易购买的光盘，种类比目前已有的“开放课”要多得多。我曾对国内私营教育机构推荐：这些光盘的知识含量，在国内完全能超过一个“一流大学”，不妨全盘引进办一个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些新媒体固然提供了眼花缭乱的课程，但中国的公众要真正消化吸收也并非全无困难。首先是语言关。目前“开放课”的火爆，和一些网站对这些课程提供中文字幕有直接关系。但是，从长远来看，中文字幕翻译毕竟数量有限，很难跟上国外“开放课”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这些“开放课”虽然多为一流学者主讲，但其听众和学生主要并不在中国，教授本身对中国也无了解。虽然多是基础课程，其内容如何和中国观众的知识背景衔接，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些课程，如《幸福》《死亡》等等，对这种衔接的要求也许并不高。但是，一旦讲到稍微具体一些的题目，如《弥尔顿》《佛罗伦萨》等等，则需要受众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否则，“公开课”对中国的影响要么肤浅，要么无法长久。

　　这些也是中国教育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承认，即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其基础课程能够达到这些“开放课”或光盘课水平的可谓凤毛麟角。如果学生能够充分消化这些课程的内容，其所受的教育就可能远比中国任何一所大学所提供的要好。与其到处请高薪教授，为什么不以这些白来的高质量课程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呢？比如，一些大学或私营教育机构，可以雇佣一批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助教，逐字逐句地帮助学生听懂这些课程，并解析其中的疑义。同时，根据这些课程列出的参考书，组织学生研读、讨论、考试、写读书报告。另外，可以聘用少量的教授，针对这些课程的内容，给学生讲授一些背景性的知识，使学生具备必要的接受框架。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也降低了教育费用。

　　应该说，这些外来课程，多属于“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软肋。几年前，我曾撰文称“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此说一度被指责为耸人听闻。但看看现在的国际排名，香港、新加坡的大学确实在国际排名中已经赶超北大清华。甚至香港城市大学也到了与清华并驾齐驱的程度。国际排名固然不能作为衡量大学水平的唯一尺度，但多少也为我们评价高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不仅如此，香港目前正在推出优惠政策，鼓励西方的大学来港建校园。新加坡国立大学不断和美国一流大学成立联合课程，最近又决定和耶鲁大学合办博雅学院，引进世界一流的“原装”本科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大学与亚洲一流的距离正在拉大。

　　网上的“公开课”和市场上的光盘课，则为中国引进一流的“原装”本科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原装”课程，也应该刺激一些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的诞生。要知道，不管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还是在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日本、韩国，都有大量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崛起，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深。但是，在发展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方面则几乎是个零。现在正是“补课”的时机。在这方面，一些有远见的民营教育机构也许更有竞争力。我相信，这些新大学一旦出现，就将在教育质量、教育费用等方面摇撼中国高等教育界既得利益者的统治。 ★